王鹤棣“就读”的大学:仅存在8年,却是中国高校的巅峰

最近,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感动了万千网友。

1937年,留学美国的程嘉树(王鹤棣饰)毅然回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立志报效祖国。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西南联大,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高校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

从这里走出的中国两院院士多达171人,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4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2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中流砥柱。

这里也走出了中国100多位人文大师,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基石。

一个仅仅存在8年的临时大学,为什么能如此辉煌?

1937年,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开始有计划地摧毁中国文化。

五朝宫阙,北平沦陷。

北大的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清华成为日军的兵营和医院,图书、仪器遭受洗劫,体育馆成了马厩,新南院成了随军妓馆;三分之二的南开大学毁于炮火之下……

清华的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里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日,表现出铮铮铁骨。

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拒绝日本人游说,怒斥:“呸!中国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最后绝食五日,忧愤而死。

陈三立的儿子,中国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为了保证中国的文脉不断,在父亲的丧期秘密逃离北平,他说:“文化不可以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北大教授邓以蛰的三儿子,当时仅有13岁,在日本召开的占领北平的“庆功会”上,将日本膏药旗扯碎,踩了两脚。日本人开始追查他。

邓以蛰只能让儿子逃难,临走之际,嘱咐儿子,一定要学科学,科学才能兴国。

后来,这位少年辗转到了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真的实现了父亲的嘱托。

他就是邓稼先。

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对日本人的优厚待遇嗤之以鼻,也义无反顾踏上南迁之路。

热血殷红,只为中国弦诵不绝!

1937年11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但不久后,日寇逼近长沙,1938年2月,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

这三路西迁,号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从内地到云南的旅途异常艰难,崇山峻岭,峡谷深涧,道路崎岖,危险重重。

特别是湘贵云的这一路,200名师生行程32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

他们风餐露宿,历经磨难。

路上所经过的多是西南偏僻村野小镇,无法容纳这么多师生,他们有时就住牛棚羊圈,与牛马为伴,干草做床,星月为灯。

这一路,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在“步行团”进入贵州玉屏时,县长刘开彝贴了这样的告示:

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往昆明,各大学生步行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的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宜。

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此布。

西南小镇一个衣衫褴褛的保长,敲着锣,告诉贫穷的乡里人,不能对师生哄抬物价。

这布告体现着在民族危难之时社会各阶层强大的凝聚力,老百姓对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的可贵意识,正是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才使得中国文明的薪火不断。

象牙塔里的文弱书生在颠沛流离中,接触到了下层劳动人民,感受到了中国草根百姓中蕴含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确信中国不会亡国。

闻一多等三名教授还在路上蓄须明志:赶不走日本人,就不剃胡子,看它能够长多长!

1938年4月,三所大学的师生到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

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让”权,梅贻琦掌管联大。

抗战时期,经费缺少,联大办学条件非常简陋。

当时联大校园的设计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设计蓝图一变再变,从楼房变成了平房,从砖墙变成土房。梁思成全无用武之地,他很无奈: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只有图书馆屋顶使用了青瓦,教室、实验室使用铁皮,宿舍屋顶一律用茅草。

每逢下雨,宿舍里学生只能用盆碗接水。上课时,教室的铁皮房顶被打得啪啪作响,教师无法上课,学生只能自学看书。

一次,中国现代经济学泰斗陈岱孙上课时,因为雨声太大,便在黑板上写下了“静坐听雨”。

这段故事在联大广为流传,被戏称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后来,联大经费紧张,铁皮房顶被卖掉,改成了稻草房顶。每次下雨时,大家只好打着伞上课。

当时教授的生活极其清苦。

一次,朱自清遇到乞丐追讨,说我是联大教授,乞丐一听是“越教越瘦的教授”,扭头走了。

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曾回忆父亲的生活,他或和青年助教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当时朱自清体重仅有39公斤,形销骨立。他常年不添新衣,经常披件车夫的蓑草衣到校授课,成为联大一景。

在去西南联大之前,大学教授的薪水往往都是上百元,是普通人的20多倍,衣食无忧,家中都有仆人和保姆。

但在昆明,教授们生活窘迫,不得不另谋生路。

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养不起三个孩子,每次讲课回来,便在家里制作肥皂。

当然,他作为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中国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做肥皂是小菜一碟了。

闻一多国学底蕴深厚,谋生方式是刻图章,梅校长和别的教授也为他做广告。为了解决吃菜问题,他和妻子还开始种菜。

一次,闻一多见到西红柿长了虫子,一筹莫展。正好吴征镒经过,作为中国植物学的泰斗和“活字典”,便指导闻一多如何种菜。

清华校长的职务级别相当于国家总理,以前收入颇丰,到了联大,因为经费紧张,他变卖自己汽车和财产,生活竟然也入不敷出。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也能深明大义,做起糕点挎篮在街上出售,并取名“定胜糕”。因为路长,她舍不得穿袜子,经常把脚磨破。

谁能想到,一群在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都赫赫有名的学者,竟然为生活所困,大材小用呢?

学生的日子也不好过。

杨振宁回忆,他们在学校食堂吃饭时,往往是站着吃,米饭是用桶装的,他在盛第一碗的时候,只填半碗,盛第二碗时,再填满满一碗。

如果第一碗盛满,等吃完以后,桶里的饭便会没有了。

吃饭的时候,食堂便会响起筷子敲碗的声音,因为米饭中有很多石子杂物,大家边吃边挑。

当时联大没有开水喝,不上课时,学生就跑进昆明城喝茶。

说是茶馆,其实大多是昆明城内的住户,在自己小院摆起一个小桌子,烧上一壶开水,以很便宜的价钱,让学生在这里看书。

学生们就在那里学习讨论,直到深夜。

就是在茶馆的昏暗气灯下,三个学子曾夜读海森伯,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讨论,这也影响了他们整个一生。这三人就是以后在中国物理学举足轻重的联大物理系“三剑客”——杨振宁、黄昆、张守廉。

杨振宁后来回忆说:“与黄昆和张守廉的辩论经验告诉我: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生活虽然困苦,但是联大师生的精神是乐观、积极、自由的。

西南联大虽然是三所学校联合办学,但师生为了改变中国之命,一反文人相轻的作风,为了中国的文化香火不断,他们融为一体。

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三所学校的气质也就是西南联大的气质。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当时的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梅贻琦作为校长,坚持教授治校,他说过一句名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

学术自由的空气,和对人才的尊重,才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这首西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振兴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面对日本飞机的轰炸,师生们跑到山里林中,从来没有间断学习,“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是他们对日寇的飞机的蔑视。

为了避免轰炸,教授们散居于昆明郊区,正是在这样的房屋中,吴大猷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一大批著名物理学家。

华罗庚全家六口,居于这样的一间半茅草土屋里面,写出了《堆垒素数论》。

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论著,后来成为中国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下《知识论》,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在祖国召唤之时,西南联大的1100多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血洒疆场。

抗日结束,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后,西南联大为感谢昆明人民,独留联大师范学院,这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师生大多离开了人世,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却没有被人忘记…..

70多年前,存在仅仅8年的西南联大,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各种思想在此碰撞,激发出的火光,照耀着当时,乃至以后中国学术界、科学界、文化界的天空,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今,全国一年教育经费总投入将近4万亿元。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一所高校,大楼之豪华远胜过以茅屋为所的西南联大。

现在,我们不缺大楼,却不见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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