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教育网最近，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感动了万千网友。
1937年，留学美国的程嘉树（王鹤棣饰）毅然回国，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进入西南联大读书，立志报效祖国。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西南联大，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西南联大，被称为“中国高校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在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云集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泰斗，先后在此任教的专家教授有300余人。
从这里走出的中国两院院士多达171人，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4人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2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为中国科技领域的中流砥柱。
这里也走出了中国100多位人文大师，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基石。
一个仅仅存在8年的临时大学，为什么能如此辉煌？
1937年，日军铁蹄践踏中国大地，开始有计划地摧毁中国文化。
五朝宫阙，北平沦陷。
北大的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清华成为日军的兵营和医院，图书、仪器遭受洗劫，体育馆成了马厩，新南院成了随军妓馆；三分之二的南开大学毁于炮火之下……
清华的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里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日，表现出铮铮铁骨。
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陈三立拒绝日本人游说，怒斥：“呸！中国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最后绝食五日，忧愤而死。
陈三立的儿子，中国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为了保证中国的文脉不断，在父亲的丧期秘密逃离北平，他说：“文化不可以亡，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北大教授邓以蛰的三儿子，当时仅有13岁，在日本召开的占领北平的“庆功会”上，将日本膏药旗扯碎，踩了两脚。日本人开始追查他。
邓以蛰只能让儿子逃难，临走之际，嘱咐儿子，一定要学科学，科学才能兴国。
后来，这位少年辗转到了昆明，考入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真的实现了父亲的嘱托。
他就是邓稼先。
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对日本人的优厚待遇嗤之以鼻，也义无反顾踏上南迁之路。
热血殷红，只为中国弦诵不绝！
1937年11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但不久后，日寇逼近长沙，1938年2月，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
这三路西迁，号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
从内地到云南的旅途异常艰难，崇山峻岭，峡谷深涧，道路崎岖，危险重重。
特别是湘贵云的这一路，200名师生行程3200多里，历时68天，横穿湘黔滇三省。
他们风餐露宿，历经磨难。
路上所经过的多是西南偏僻村野小镇，无法容纳这么多师生，他们有时就住牛棚羊圈，与牛马为伴，干草做床，星月为灯。
这一路，也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在“步行团”进入贵州玉屏时，县长刘开彝贴了这样的告示：
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往昆明，各大学生步行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的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宜。
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
此布。
西南小镇一个衣衫褴褛的保长，敲着锣，告诉贫穷的乡里人，不能对师生哄抬物价。
这布告体现着在民族危难之时社会各阶层强大的凝聚力，老百姓对保护民族文化与人才的可贵意识，正是这样的文化认同感，才使得中国文明的薪火不断。
象牙塔里的文弱书生在颠沛流离中，接触到了下层劳动人民，感受到了中国草根百姓中蕴含的不屈的民族精神，确信中国不会亡国。
闻一多等三名教授还在路上蓄须明志：赶不走日本人，就不剃胡子，看它能够长多长！
1938年4月，三所大学的师生到达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成立。
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联大常务委员会，为了避免三校之矛盾，张蒋两人“让”权，梅贻琦掌管联大。
抗战时期，经费缺少，联大办学条件非常简陋。
当时联大校园的设计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设计蓝图一变再变，从楼房变成了平房，从砖墙变成土房。梁思成全无用武之地，他很无奈：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只有图书馆屋顶使用了青瓦，教室、实验室使用铁皮，宿舍屋顶一律用茅草。
每逢下雨，宿舍里学生只能用盆碗接水。上课时，教室的铁皮房顶被打得啪啪作响，教师无法上课，学生只能自学看书。
一次，中国现代经济学泰斗陈岱孙上课时，因为雨声太大，便在黑板上写下了“静坐听雨”。
这段故事在联大广为流传，被戏称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后来，联大经费紧张，铁皮房顶被卖掉，改成了稻草房顶。每次下雨时，大家只好打着伞上课。
当时教授的生活极其清苦。
一次，朱自清遇到乞丐追讨，说我是联大教授，乞丐一听是“越教越瘦的教授”，扭头走了。
朱自清的儿子朱乔森曾回忆父亲的生活，他或和青年助教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当时朱自清体重仅有39公斤，形销骨立。他常年不添新衣，经常披件车夫的蓑草衣到校授课，成为联大一景。
在去西南联大之前，大学教授的薪水往往都是上百元，是普通人的20多倍，衣食无忧，家中都有仆人和保姆。
但在昆明，教授们生活窘迫，不得不另谋生路。
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养不起三个孩子，每次讲课回来，便在家里制作肥皂。
当然，他作为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反物质的物理学家、中国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奠基人，做肥皂是小菜一碟了。
闻一多国学底蕴深厚，谋生方式是刻图章，梅校长和别的教授也为他做广告。为了解决吃菜问题，他和妻子还开始种菜。
一次，闻一多见到西红柿长了虫子，一筹莫展。正好吴征镒经过，作为中国植物学的泰斗和“活字典”，便指导闻一多如何种菜。
清华校长的职务级别相当于国家总理，以前收入颇丰，到了联大，因为经费紧张，他变卖自己汽车和财产，生活竟然也入不敷出。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也能深明大义，做起糕点挎篮在街上出售，并取名“定胜糕”。因为路长，她舍不得穿袜子，经常把脚磨破。
谁能想到，一群在中国，甚至世界学术界都赫赫有名的学者，竟然为生活所困，大材小用呢？
学生的日子也不好过。
杨振宁回忆，他们在学校食堂吃饭时，往往是站着吃，米饭是用桶装的，他在盛第一碗的时候，只填半碗，盛第二碗时，再填满满一碗。
如果第一碗盛满，等吃完以后，桶里的饭便会没有了。
吃饭的时候，食堂便会响起筷子敲碗的声音，因为米饭中有很多石子杂物，大家边吃边挑。
当时联大没有开水喝，不上课时，学生就跑进昆明城喝茶。
说是茶馆，其实大多是昆明城内的住户，在自己小院摆起一个小桌子，烧上一壶开水，以很便宜的价钱，让学生在这里看书。
学生们就在那里学习讨论，直到深夜。
就是在茶馆的昏暗气灯下，三个学子曾夜读海森伯，进行了激烈的争辩讨论，这也影响了他们整个一生。这三人就是以后在中国物理学举足轻重的联大物理系“三剑客”——杨振宁、黄昆、张守廉。
杨振宁后来回忆说：“与黄昆和张守廉的辩论经验告诉我：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
生活虽然困苦，但是联大师生的精神是乐观、积极、自由的。
西南联大虽然是三所学校联合办学，但师生为了改变中国之命，一反文人相轻的作风，为了中国的文化香火不断，他们融为一体。
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坚定如山，三所学校的气质也就是西南联大的气质。
北大哲学系教授黄枬森曾撰文回忆：当时的国文老师是沈从文，英语老师是李赋宁，物理老师是吴有训，中国通史老师是吴晗，公共伦理学老师是冯友兰。我还选修了数论和《庄子》，老师分别是华罗庚和闻一多。
这阵容，简直太豪华、太奢侈了。
梅贻琦作为校长，坚持教授治校，他说过一句名言：“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
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人问沈从文：为什么当时条件环境那么苦，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出的人才的总和？
沈从文回答了两字：自由。
学术自由的空气，和对人才的尊重，才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这首西南联大的校歌，唱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振兴民族的使命感、责任感。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面对日本飞机的轰炸，师生们跑到山里林中，从来没有间断学习，“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是他们对日寇的飞机的蔑视。
为了避免轰炸，教授们散居于昆明郊区，正是在这样的房屋中，吴大猷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等一大批著名物理学家。
华罗庚全家六口，居于这样的一间半茅草土屋里面，写出了《堆垒素数论》。
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大师们完成了一大批论著，后来成为中国各学科的奠基之作。
钱穆写下《国史大纲》，冯友兰写下《贞元六书》，金岳霖写下《知识论》，王力写下《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周培源写下《湍流理论》……
在祖国召唤之时，西南联大的1100多名学生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远征军，血洒疆场。
抗日结束，1946年8月，三校复员北返后，西南联大为感谢昆明人民，独留联大师范学院，这就是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师生大多离开了人世，但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却没有被人忘记…..
70多年前，存在仅仅8年的西南联大，群星璀璨，大师云集，各种思想在此碰撞，激发出的火光，照耀着当时，乃至以后中国学术界、科学界、文化界的天空，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今，全国一年教育经费总投入将近4万亿元。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每一所高校，大楼之豪华远胜过以茅屋为所的西南联大。
现在，我们不缺大楼，却不见了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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