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教育网当你看到为小学生订做的西服或礼服，也许会觉得很可爱。
那么，当你看到为儿童准备的棺材时，又有何感想？
纳什维尔（Nashville）的盟约学校（Covenant School）遭一名手持突击步枪的嫌疑人闯入。
如今，三名学生的双亲不得不为他们的孩子准备入葬的服装和棺材。
这个杀人犯同时夺走了三名成年人的生命，他只是众多罪犯之一。
这些罪犯的意识形态变化多端，他们施暴的对象也各不相同，有亚洲人、非裔美国人、黑人教堂参与者、LGBTQ群体成员；也有从前的同学、看电影的观众、购物的人和基督教学校的师生。
由于美国法律的漏洞，这些罪犯能够轻易获取武器。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我们可以从经济、国防实力或教育质量几个方面来判断，或者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检查桥梁是否稳固，公路是否平坦。
但是，如果判断标准不统一，又该如何评价呢？我们应该使用一个简单的指标：类似案件儿童的伤亡数量。
关于枪支控制的争论当然不是新的，每一起悲剧都会带来对常识性枪支管制的新一轮呼吁。
改革的对手们会指责我们将一个悲剧，六个无辜人的死亡，变成一个讨论政治的场合。我们会被敦促为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提供祈祷，同时我们等待讨论更困难问题的适当时间。
但是，往往看起来，政客们并不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而是在试图等待新闻周期的结束。
关于管控枪支的争论早已屡见不鲜，每一起悲剧的发生都会再次激起民众对枪支管制的呼吁。
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会斥责我们将惨案变为一场政治辩论。他们会要求我们为受害者家庭祈祷，等待合适的时机。
但是，政客们并不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去处理问题，而是等待着下一个轰动性的新闻转移群众的注意力。
我是黑人教会的一份子，因此，我十分了解政客们的这种拖延把戏，我们没有时间再沉浸在为受害者哀悼的悲伤中。
1963年，恐怖分子炸毁了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16街浸信会教堂（16th Street Baptist Church in Birmingham, Ala.），谋杀了四个黑人小女孩。
彼时，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向教堂和政府宣战，一改当时的状况，兑现了在孩子们的棺材前发表悼词时所作的承诺。
马丁·路德·金说：“这些孩子们无辜、纯真、美丽，他们经历了人类犯下的最恶毒、最悲剧的罪行之一，他们是受害者。然而，他们的离世是高尚的，他们是为自由和尊严而死，如同神圣十字军中的烈士。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死，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名保持沉默的传教者，以及每一名政客都敲响了警钟。”
孩子们的死，反映了美国的反黑人状况，他们的鲜血呼唤着社会的正义和变革。
一桩桩枪击惨案，和一个个失去鲜活生命的孩子，都是对当今社会的谴责，都是时代的哀歌。
请不要误解，我相信祈祷的力量，但是基督徒的反应不能仅限于此，否则就是默认了所有代表无辜者的活动都掌控在那些为所欲为的人手中。
而基督教经文本身表明，上帝将根据我们如何对待最弱小的人来审判我们。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是热切地祈祷，还应该对我们的行动负责。
泰勒·舒曼（Taylor Schumann）是一名枪击事件的幸存者和枪支改革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一名基督徒。她是书籍《当思想和祈祷无用：一名枪击幸存者对枪支暴力现实的见证》（When Thoughts and Prayers Aren’t Enough: A Shooting Survivor’s Journey Into the Realities of Gun Violence）的作者。
她说，那些反对枪支改革的人是出于对枪支的恐惧，但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是错的。希望实现枪支管控并非出于夺走什么，而是出于想要拯救人类。
舒曼说：“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法来减少枪支暴力，除了提倡推广枪支改革外，其他什么方法都试过，可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路。”
舒曼女士说得对，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其他答案。
所以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我们更爱谁？枪支还是我们的孩子？
去年夏天，我和我妻子有机会访问苏格兰的爱丁堡（Edinburgh, Scotland）。漫步在鹅卵石铺设的道路时，沿路有许多古老的教堂，我们走进了其中一座，发现凉爽的石墙上雕刻着去世者的名字。
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只有他们的出生年份和去世日期，并不知晓他们的人生经历。
我们注意到，去世者中有几个早夭的孩子，我和我的妻子想知道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疾病？意外事故？还是其他的悲剧？
对年轻人的死亡所产生的不安和惋惜，穿过几个世纪的光阴，紧扣着我们的心弦。
多年以后，当我们这一代人结束了我们的一生，那时的人们会穿梭在我们的墓地中，看到一片片儿童的墓碑。
他们的人生旅程太过短暂，但与苏格兰教堂中记录的那些孩子不同，他们身上发生的悲剧不再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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