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有我之境”的三重境界——由三首怀古词谈起

王国维《人间词话》将词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赵洁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读出了“有我之境”的三重境界，并联系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时代背景进行了解读。请看——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以下分别简称《念》《永》《桂》）是三首传诵近千年的怀古词名作。作者有感于历史人物或者事件，发怀古之幽思，浇胸中之块垒。要深度理解、鉴赏这三首词作，我们要结合其写作背景、具体词句、艺术手法、思想境界等方面，来辨别其异同。

壹

苏词雄浑旷达，辛词沉郁悲凉，王词清遒超迈，各有千秋。三首词的写作背景各不相同，蕴含不同的感喟。《念》中，苏轼因情生境，假想赤壁古战场（实为“文赤壁”赤鼻矶），回想当年建功立业的周瑜，感喟自身命运的浮沉。《永》中，辛弃疾登山北望，一边是故土难复的愤慨，一边是仓皇北伐的忧患，重点关注的是国家命运。《桂》中，王安石看到的更多是历史的流转变幻。

王国维认为，宋词已经达到了文学的高峰，成为后来者无法超越的精妙艺术。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他大约是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分了高下。“无我之境”，需要词人有道家“忘我”的境界，能够超脱现实，不掉入世俗的纷扰，能够做到这个境界的人毕竟很少。而“有我之境”中，文人借诗词抒发情感，或感喟时事等，这些都是自身品格、情感、境界的写照。如此看来，这三首怀古名篇都属于“有我之境”。

贰

“有我之境”也并不都是相同的。一如王国维所言成就一番大事业必经三重境界，笔者基于这三首怀古词，将“有我之境”分为三重境界：

第一境 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面对“乌台诗案”后的人生巨变和持续压迫，苏轼借赤壁怀古，抒写了个体生命面对人生挫折的一曲旷达悲歌。围绕赤壁，他可怀想的历史人物众多，为何独念“周郎”（《赤壁赋》中还有“曹操”）呢？这源于苏轼自身与周瑜的深刻比照：从年龄上看，赤壁之战时的周瑜34岁，此时词人47岁；从婚姻上看，周瑜“小乔初嫁了”幸福美满，词人爱妻早逝；从容貌上看，周瑜“雄姿英发”，词人“早生华发”；从仕途上看，周瑜是东吴大都督，词人是戴罪之身；从际遇上看，周瑜少年得志，“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功成名就，词人年老无成，连遭贬谪。苏轼仰慕周瑜，凸显哀叹自我的情怀。这是一个人对自身命运的深刻关切。

第二境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1203年，64岁的辛弃疾终于等来了最后一次机会：大宋名臣韩琦的后代韩侂胄极力主张北伐，大量起用主战派人士，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但他很快发觉韩侂胄试图草率出兵以稳权势，并无北伐复国之志。军旅出身的辛弃疾不由想起了当年北固亭上的孙权，“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他多么希望韩侂胄能像孙权一样深谙兵法韬略。然而，急功近利的韩侂胄，必然做不到像刘裕那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更可能是像刘义隆那般“赢得仓皇北顾”。与主帅政见迥异的辛弃疾最终被迫卸任。知镇江府期间，他登上北固亭，抚今追昔，满怀悲愤地写下了《永》和《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无视自身坎坷命运，他的满腹经纶、满腹豪情、满腹忧患，都是家国；他眼中的无限风光，其实都是抽象的河山。

第三境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

王安石登上金陵高处，江山如此妩媚，词人难以尽述，一句“画图难足”总收上片。这是词人的视觉体验，也是词人对金陵山水的热爱之情和无限深情的自然流露。正是在词人脚底的这块地方，曾经上演了三国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的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有着相似的悲惨结局。眼下宋朝君臣不思自强、苟且偷安，社会弊病层出不穷，这让王安石对北宋王朝的命运深感忧虑。《桂》一词的写法耐人回味，该词集写景、抒情、怀古、喻今于一体，布局谨严且富有张力，用典绵密更寓意高远，传递了一位清醒的政治家的真知灼见。王安石借助金陵风光，以细腻心思看待眼前美景，以恢宏气象看穿时空交叠，传递了辽阔通达的宇宙意识。他不仅看到了如画美景，而且看到了穿越时空的历史风云。他超越了个人命运，“言有尽而意无穷”，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

叁

王国维认为，“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比如，同样是杜甫的名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虽然境界小，但我们不能断定它就不如大境界的“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后出塞》）。比较这三首词的境界，苏词宏阔远大，辛词慷慨昂扬，而王安石的《桂》一词把“画图难足”的金陵秋色与怀古幽情融合在一起，和谐超然。他们是在怎样的个体际遇、时代情境之下创作出这些词作的呢？

苏轼的《念》一词能够引发无数人的共鸣，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常常在世事无常之中感喟个体沉浮。“乌台诗案”对当时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苏轼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苏轼需要尽快摆脱“乌台诗案”的阴影，完成心理上的自我调适。苏轼初次见识官场险恶，忧惧不已。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被贬黄州五年，他“耕种自济、养生自保、著书自见、文学自适、韬晦自存”（朱刚《苏轼十讲》），活得小心翼翼。《念》就是这一时期“文学自适”的产物——苏轼在词作中运用平生所学，调适自己的心态和情状。

辛弃疾的《永》一词，大约写在其逝世前三年。辛弃疾“少年握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双陆和坐客韵》），从“壮岁旌旗拥万夫”到“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被“闲置”近20年，任凭壮志落空。追昔抚今，生不逢时的词人无法平复“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沉痛悲愤。他文武双全，一辈子却只能将满腔爱国热血写入词中。此情融于《永》一词，读来令人意难平。

王安石的《桂》一词，则尽显老道与深邃。王安石曾写就《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等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均石沉大海，后多次辞官。神宗即位后，王安石才被委以重任，于熙宁二年（1069）出任参知政事，实施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但因保守派的反对，熙宁变法并未取得真正胜利。他两次罢相，新法尽废。他的《桂》一词，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看透了历史风云，看到了风云变幻背后的历史规律。王安石一贯不满于仅将词当作一种倚声之作的传统，力求“一洗五代旧习”（清代刘熙载《艺概》卷四）。这首《桂》作为“两宋名家竟无二手”的杰作，可谓典范。

三大名家，三首词作，三重境界，三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时代情境，让人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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