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葬天团:古代“高危职业”太医怎么一边上班,一边保命?

在古代宫廷,医疗关乎皇室安康、国祚绵延、万民生息。太医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机构,凡古装宫廷剧,必少不了太医的角色推动剧情发展。太医们在宫中虽不是起眼的主角,却靠精湛医术肩负起守护皇帝和皇室成员健康的重任,他们的每一次诊治都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和皇权的延续。然而,这份看似光荣的职业背后,却藏着不少艰辛和风险。

华佗的悲剧就是“皇室”医疗特权的一个缩影。据《三国志》记载,华佗因不愿为曹操诊治,最终遭到诛杀。曹操曾长期遭受头痛的困扰,问诊于华佗,然而华佗却借口妻子生病离开宫廷、久久不归,于是曹操大怒,将华佗收监审讯,拷问致死。

宫廷御医不治病要被杀,治不好病则要遭到“陪葬警告”,这份“高危职业”,脑袋随时别在裤腰带上。历史上的太医们,是怎么一边上班,一边兼顾保命的?

 

一个太医的“夹缝生活”

假设:你是明朝的一名医学生,名叫陈玺,家中世代行医,你也颇有一番医学本领。如果想要升职成为太医,进皇宫上班,总共要闯几关?

要知道,我国医学历史悠久,甲骨文中有多种疾病记载,在《周礼》中已有全国最高医政长官——医师(又称“上士”)的记载,可见早在西周时期,宫廷中就已有专人司医事,当时的医学专家们确立了食、疾、疡、兽的医学分科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医政组织更趋完备,太医署等机构先后成立。隋唐五代时,医政日臻完善,医学校诞生,国家药典修订颁行,医药律令增加。到了宋代,帝王们更是自王朝初期就重视医学,校正医书局成立,官办药厂、药店诞生,创设“翰林医官院”,管理全国医药行政。

 

而在你生活的明朝,国家沿用了金代的“太医院”制度,太医院不仅执掌宫廷医疗事务,还监管太医的选拔录用及培养教育工作。

能考入明朝太医院十分不易。医学生每年进行四次考试,不过只是“摸底”,每三年一次的大考才是决定录用与否的正式考试。参加大考的,还有已被录用的太医院医士,不合格者会被直接辞退。考试科目涵盖《难经》《素问》《脉诀》等医学典籍,主攻大方脉科(相当于内科学)、小方脉科(相当于小儿科学)的人数众多,而精通妇人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的医者则是当时的“小众人才”。

你由于祖上行医,耳濡目染了一身药理本领,得以考入太医院学医,你的同窗们也大多是医家子弟。每年的四次考试成绩和学业评定,是医学生进入仕途、担任医官的重要依据。

假若你作为太医局的优秀毕业生顺利毕业,进入皇宫任御医,听起来是不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不过,做太医的苦,只有你自己知道。

首先,太医这个职业虽然听上去风光,说到底也不算什么高级别官员,在充斥着皇亲贵胄的偌大皇宫,你逢人便要点头哈腰。在朝廷六部里,你最忌惮的就是礼部官员,因为礼部对医士有选用、教习、考核、黜陟(chù zhì,官吏升降)之权,还对医疗档案、药材保管有稽查之权。

此外,太医的日常医疗事务除了药品的收贮、辨别和保管,最重要的就是为皇帝及其后妃看病,或为王公、大臣或外国君长诊治。有时太医院也奉命派员往军营、监狱等处诊病。帝王每次巡狩,也得派几个太医跟着。为皇室诊病,吉凶莫测,要担的风险之大,可想而知。

 

古代的“高危职业”

泰昌元年(1620),在太医院值班的你受诏入宫,给刚刚登基不到一个月的大明光宗皇帝朱常洛看病。精通病理的你给光宗把完脉,便知晓他是因为纵欲而体虚,你开出一剂药方,嘱托帝王好好休养。

 

 

刚走出乾清宫,御药房的提督宦官崔文升便痛批了你一顿,说你不会治病。皇上明明是气滞不通,经络郁结,应当开一副“下通利药”,方能打通脏腑经络。崔文升是御药房的红人,你可惹不起,只好连连称是。眼看着光宗服下崔文升开的泻药后病情骤然加重,你才意识到,自己摊上事了。

 

几天后,鸿胪寺丞李可灼不顾内阁首辅方从哲劝阻,私自进宫献上“仙药红丸”。光宗服用一枚后有所缓解,于是又服一丸。次日凌晨,皇帝驾崩的消息令朝野哗然。到这里,你终于明白,自己一介小小的太医,被卷入了一场宏大的政治博弈。

 

不久,年幼的太子朱由校登基,先帝猝然离世一案中涉及的诸多官员遭到处置,方从哲被罢免、崔文升发配至南京、李可灼被贬充军……历史的洪流滚滚而过,将那一粒红丸的滋味全部掩埋,只余一桩明朝皇帝吃错药暴毙的谜案,留待后人猜测真相。而你,在明朝历史的浩瀚长卷上,只留下了“光宗召御医陈玺视脉”一句话。

到这里,想必你已经知道太医这个职业有多高危了。皇室医疗的复杂性极高,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身份特殊,他们的病情往往夹杂了诸多党争与私仇。太医们不仅要精通医术,还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政治素养,以便在处理病情时能够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出最为恰当的决策。

北宋高保衡、林亿在校正《黄帝内经·素问》的序言中道:

“以谓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荡,内有喜怒之交侵,夭昏札瘥,国家代有。”

 

疾病与生命紧相随,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事情。但皇帝贵为“天子”,他们的身体状况牵动着整个国家的神经,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朝廷和民间的广泛关注。因此,太医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对皇帝的病情进行精准判断,并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措施。

在古代社会中,位于权力顶峰的帝王们往往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养尊处优、嗜食肥甘厚味,随之而来的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成了皇室常见疾病。加上恐惧、多疑等性格因素的影响,恐惧症、神经衰弱等精神疾病更是屡见不鲜。

 

在古代中国,得皇帝信任的太医虽然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待遇,但同时也生活在充满风险的环境中,生命安全随时受到威胁。在古代宫廷中,权力斗争异常激烈,皇帝和贵妃们的病情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一旦皇帝或贵妃的病情恶化,太医们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不仅要承担医术不精的指责,还可能面临政治斗争的波及,甚至被威胁要陪葬,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康熙的奏折朱批中就有不少针对太医的斥责,他曾命太医院右院判(副院长)刘声芳、御医李德聪“用心治”。这“用心”二字基本就等于对着太医大喊“你可长点心吧!”此外,康熙还曾痛批太医院院使(院长)孙之鼎、外科大夫段世臣“庸医误人,往往如此”。可见帝王在太医疗效不佳时多不吝指责。这种巨大的压力,也让太医们在工作时总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太医的保命妙招

历史上,每有皇帝患病,而医疗手段未能奏效,皇帝不幸逝世,就必有太医受到处罚。

宋真宗去世后,太医宋安道等四人因诊疗无效“降授诸州散官”。

宋哲宗病逝后,徽宗下诏太医秦玠、孔元、耿愚等“除名、勒停、编管、夺官、罚金有差”。

清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医士忠勋均被革职查办。

这么一看,虽然古装剧里常有帝王说“朕要整个太医院陪葬”,但实际情况可能就是革职,顶多流放充军。1187年,太医王泾给太上皇宋高宗诊治时误用泻药,宋孝宗大怒,想将王泾当街问斩。太上皇后劝阻说,如果这样做,恐怕此后医者们都不敢为皇室看病了,于是王泾仅仅被处以杖刑,留下一命。

 

然而,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陪葬天团”的太医们自然会摸索出一套独特的自保策略。

在病情错综复杂或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太医往往倾向于选择保守治疗法。这种方法的核心在于温和与谨慎,避免使用可能加剧病情的激进手段。中医药的药理本就是温和渐进的,通过细心调理和持续观察,太医们能在不冒风险的前提下维持患者生命,同时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与机会来寻找更佳的治疗方案。

自明清起,每逢宫中传唤太医院侍值的医官入大内看病,所需药品都要太医和太监一起到内局合药,并将药方连名封记。为皇上煎调御药时,要求则更为严格,需太医院院官与太监一同监视,以两服药合为一服,煎好后,分别倒入两个杯子。一杯由御医和太监尝服,一杯给皇帝服用。乾隆五年(1740)以后,药物都改由内臣烹调,太医不再参与制药。

 

每次诊病结束,太医还会开列本方的药性及治疗大法,进呈皇帝阅览,其后盖上内府的印章,细载年月缘由,以凭稽查。据清逊帝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说:

“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军机大臣一份。”

这样严格的规定,既完善了宫廷医药管理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太医的问诊责任。

在面对重大病情时,太医们会积极地进行内部交流与讨论,共同商讨最佳的治疗方案。这种集思广益的方式不仅提升了治疗效果,更将责任分散至整个团队,减轻了个人的压力。当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时,太医们能够共同承担责任,从而避免了个人成为众矢之的。

 

在古代中国,皇帝及皇室成员的意愿和选择的影响力很大。太医们在提供医疗服务时,必须尊重并尽量满足患者的意愿。这不仅是医学伦理的要求,更是避免卷入政治风波的明智之举。例如寿及耄耋的乾隆帝,对于补益长寿十分推崇,他亦对自己的养生法很得意,相继篆刻“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十全老人之宝”等印章,以纪念自己长寿不老。太医院便给乾隆开了诸多补益之剂,如龟龄酒、松龄太平春酒、椿龄益寿药酒、健脾滋肾壮元丸、秘授固本仙方等,满足帝王梦寐以求的长生愿望。

由此可见,太医除了需要具备精湛的医术外,还需具备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他们必须学会在宫廷的复杂环境中保持中立和客观,避免卷入无谓的政治纷争。同时,他们还需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圣意,以便在关键时刻做出符合大局的决策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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