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教育网自从秦始皇发明了“皇帝”的尊称，“德兼三皇，功包五帝”的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下达的各种命令（诏书、诰命、敕命等等），就统称为“圣旨”。因为圣旨代表了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当然绝不容许他人置喙。甚至如果臣下奉行皇帝的诏书时，在态度上不够恭谨，也能构成犯罪行为，如“大不敬”“奉诏不敬”等都是可以构成灭顶之灾的罪名。但反过来，也正是由于圣旨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吏民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和服从，要是有人冒充了皇帝名义而不被揭穿，接旨者也就不能不服从——譬如秦始皇尸骨未寒，胡亥、赵高、李斯就以秦始皇的名义迫令公子扶苏自杀。这场“沙丘之谋”大概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假传圣旨”。
如果说，秦代作为封建大一统政权的草创时期，大约是因为制度粗疏才给人钻了空子，那继之而兴的西汉总归不至于随随便便被各色臣僚假传圣旨了吧？
答案偏偏是否定的。西汉一朝非但“假传圣旨”的频率一点不低，甚至于“假传圣旨”在西汉还有了一个专门的称呼：“矫制”。《汉书·冯奉世传》颜师古注曰：“汉家之法有矫制。”所谓“擅称君命曰矫”，“矫”指的就是假托君命行事。
纵观西汉一朝的“矫制”事件，各有各的原因。譬如汉初吕后死后，外戚集团与功臣集团矛盾激化，已是水火不容。太尉周勃“欲入北军，不得入” ，经过谋划，令掌管符节的襄平侯纪通“持节矫内太尉北军”，随即令典客刘揭游说吕禄交出兵权，首称：“帝使太尉守北军。”掌握兵权也成为功臣集团平定诸吕的关键。西汉的第一次“矫制”，实际上是一次宫廷政变，大约也是一个不能复制的“特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汉中后期，西域接连发生了三次“矫制”事件。张骞“凿空”（指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之后，中原王朝在西域的政治影响力大增。不过，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的西域绿洲小国仍然自主，外部则有匈奴及“乌孙、康居诸外国”的影响，局势并不平静。譬如龟兹（今库车）王在其贵人姑翼建议下，杀汉校尉将军赖丹。本始三年（前71），常惠出使乌孙。他是西汉中叶有影响的外交家之一，早年曾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十余年。汉宣帝以常惠为校尉，“持节护乌孙兵” ，因功封侯。“惠因奏请龟兹国尝杀校尉赖丹，未伏诛，请便道击之。宣帝不许。大将军（霍光）风惠以便宜从事”。在霍光的暗中支持下，常惠“便宜行事”（指可根据情况自行决策）发诸国兵攻龟兹，迫使龟兹王请罪，常惠斩姑翼而还。这件事的奥妙之处就在于“发诸国兵”。根据汉制，兵权归皇帝掌握，若无皇帝的发兵诏书和征兵信物虎符，连与皇帝同宗的内地诸侯王也不能调动军队。《汉书·吴王濞传》里，胶西王就遭到警告，“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王其自图之”，最后被迫自杀。作为皇帝的使节，自然更无权擅自发兵。常惠能够顺利征集西域诸国之兵，必定是自称奉旨而行，自然是一种矫制行为了。
几年后，在莎车（今属喀什）又上演了类似的一幕。莎车王万年原本是西汉所立，但其弟呼屠徵杀万年和汉使奚充国，自立为王，还依附匈奴，并向西域诸国遣使共约叛汉。恰在此时，元康元年（前65），冯奉世（？—前39）持节护送大宛诸国使臣回国，到达伊循。冯奉世认为若不迅速平定莎车，后患无穷，“其势难制，必危西域” ，于是以出使之节为凭信，征发各国军队，攻破莎车，莎车王被迫自杀，冯奉世传其首诣长安，平定诸国，威震西域。冯奉世此行原本承担的是外交使命，自然不可能携带虎符。这次发兵，自然也是矫制无疑了。
冯奉世病故3年后， 西域又再次发生甘延寿、陈汤在出使西域之时矫诏发兵的事。不仅如此，这一次的用兵规模要比前两次还大得多。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汉廷任命郑吉为首位西域都护，将天山南部第一次置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但匈奴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外部威胁。汉元帝初元四年（前45），北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谷吉，自知得罪了汉朝。他又听说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在汉朝扶持下日益强盛，深恐腹背受敌，遂率部西迁至康居（在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东侧，康居王将女儿嫁给郅支单于为妻，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双方缔结同盟后，郅支单于进而侵凌乌孙、大宛，严重威胁西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
建昭三年 （前36)，汉元帝任命陈汤为西域副校尉，随同新任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一道赴任。这两人在西行途中，已经在讨论如何讨伐郅支单于。西域与中央道路遥远，交通不便，如果按照常规：由西域地方官向中央奏报、再发兵攻打郅支单于，就会坐失良机，战争的胜负将不可断言。于是陈汤提出了矫制发兵，但甘延寿不同意，仍然主张逐级上报。陈汤认为这样会耗费时间，加上朝廷部分公卿比较保守，担心坐失良机，所以坚决主张矫制发兵。他“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令西域戊己校尉集合屯田官兵听候调遣，并要求西域15国各出军队，共集结四万大军。甘延寿当时患病，见已箭在弦上，只好默认现实，与陈汤共同行动。汉军分进合击，进抵都赖水（今哈萨克斯坦之塔拉斯河）上游，将郅支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该城共有两重，内部是土城，土城外围是重木，而且筑有城楼。郅支单于披甲在城楼上督战，笼城固守。汉军施以火攻，焚毁木制外城，随后四面攻入土城。郅支单于及其妻妾、太子、名王等1500多人被杀，千余人投降。这支为害西域的北匈奴残余势力被彻底消灭。在取得西汉王朝经营西域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后，甘延寿与陈汤向朝廷报捷，奏章中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从此成为千古名言。
从这些矫诏的事例看，西汉的官吏们对“假传圣旨”似乎并不存在太多的畏惧之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究其缘由，一方面就像布罗代尔在名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所说的那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与空间作斗争的确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空间广大和交通落后造成的一个直接特征，使政令难以流畅。秦汉王朝虽然形成了以三公九卿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系，但郡县尤其是郡守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虽然中央朝廷任命了丞、尉掌理郡的行政、司法和军事事务，但郡守是一个郡最高的行政、军事和司法长官，其在郡内的权力几乎与皇帝无异，以致汉朝民间出现如此谚语：“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西域都护作为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是二千石的高官，本就享有很大自主权。以此看来，距离长安十分遥远的西域多次发生矫制事件似乎也不是一个巧合。
另一方面，汉代毕竟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形成初期，其君主集权程度远不如后世。譬如明清两代，君主集权达到顶峰，因此规定“官吏矫诏君命”不分情由一律问斩，而西汉的律令里有这样的条文，“律，矫诏大害，要（腰）斩”，另外近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也有关于矫制的法律条文：“撟（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以此看来，汉代矫制之罪分为三等：矫制大害——腰斩；矫制害——弃市；矫制不害——罚金四两。其中的前两条都是死罪，“矫制不害”（虽然有矫制行为但未造成危害）的“罚金四两”是个什么概念呢？在汉代法律文书里还可以看到，“怀子而敢与人争斗，人虽殴变之，罚为人变者金四两。”这就是说，孕妇挑起斗殴而导致自身流产同样要交四两罚金。反过来理解这个处罚尺度的话，“矫制不害”只许“罚金四两”自然是个极轻的处分，几乎等于不予追究责任。这也就无怪乎汉代官员们“有恃无恐”了。
当然，虽然“矫制不害”式的处分极轻，但也毕竟是一种过失，所以冯奉世平定莎车为汉王朝立下大功，结果依然不得封侯。这就是《汉书·冯奉世传》颜师古注所说的“汉家之法，擅矫诏命，虽有功劳，不加封赏也”。至于立下奇功的陈汤就更加倒霉了。日后的刘向称赞陈汤是“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但在当时，陈汤远赴绝域康居诛郅支，引来的却是朝廷诸臣的谴责，认为此举纯粹是“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根本就是无功有过。朝臣对于二人功过之争持续数年，陈汤数遭贬抑，最终还被免为庶人，令人扼腕叹息。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矫制大害”“矫制害”与“矫制不害”虽然处罚结果天壤之别，但对这三种情形的评价却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另外，对矫制的处置，也决定于君主，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这就使得汉代官员的假传圣旨，终究还是成了一场前途难料的冒险。譬如，汉武帝时期，谒者汲黯奉命前往灾区了解灾情，汲黯见遭受水旱之灾的万余家百姓困苦不堪，甚至“父子相食”，于是在持节巡视的使命之外，“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粟以赈贫民”。对于这次明明白白的“矫制”行为，汉武帝赞赏他勇于任事，因此释而不究。
同是武帝时期，博士徐偃奉命巡视各地风俗。他看到官营盐铁存在的一些积弊，为了不违农时“欲及春耕种赡民器” 而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但对这次“矫制”的行为，汉武帝的处理就不一样了。御史大夫张汤就以“矫制大害”之罪弹劾徐偃，“法至死”。张汤是当时天下闻名的酷吏，也是著名的“腹诽”（在肚腹之中“诽谤”皇帝）罪的发明人。此人亲自出马，徐偃无罪也变有罪，自然难逃一死。他只能引用《春秋公羊传》为自己辩护，“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张汤虽是法律专家，但对儒学只是个门外汉，“汤以致其法，不能诎其义”，无法驳倒徐偃的辩词。
问题在于，“官营盐铁”本就是武帝朝为缓解财政困难而发明的敛财之术，自然不允许被徐偃轻易破坏。于是汉武帝改派同样精通儒学的谒者给事中终军审案。终军驳斥徐偃的关键点，在于“出疆”二字。在他看来，“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春秋时期是列国纷争，所以作为一个国家的诸侯，派他的大夫去国外办事，发现了有利于国家的事情是可以专断而行的。但如今是什么情况？“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汉家是天下一统，徐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既然谈不上“出疆”，自然也就没有专断的权力了。终军随后还狠狠补上一刀：是否允许两地鼓铸盐铁，无关政权安危，徐偃自称矫制的目的在于“安社稷，存万民”，也属毫无根据，危言耸听，根本就是“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对于这番说辞，徐偃辞穷理诎，结果以“矫制颛（专）行”之罪丢了性命。以此看来，即便是在西汉时期，“假传圣旨”终究也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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