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啥夸人是狗,女婿为啥“乘龙”?古人说话总扯动物干嘛?

对于动物,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人们不仅爱养动物,还将这种喜爱带入了语言之中,形成许多和动物有关的词语。

 

夸人的时候,我们常说“龙章凤姿”“鹤立鸡群”“雏凤清鸣”“画龙点睛”;损人的时候,我们常说“马虎大意”“驴唇不对马嘴”“风马牛不相及”和“你是真的狗”……

 

表达讽刺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人“画蛇添足”“为虎作伥”“贼眉鼠眼”“鼠目寸光”;形容打仗一路高歌的时候,我们会说己方有“熊罴百万”,如“猪突豨勇(指拼命向前冲,不怕死的人)”“猛虎下山”,对方则“抱头鼠窜”,如“狼奔豕突(形容成群的坏人乱冲乱撞,到处骚扰)”“风声鹤唳”。

 

表达自谦的时候,我们说“笨鸟先飞”;夸赞对方女婿的时候,我们会用“乘龙快婿”;考试前,我们会“求锦鲤”来表达祈愿;朋友金榜题名后,我们会用“鲤鱼跃龙门”来表达祝贺。

 

 

这些掺杂着动物的形容词是怎么来的呢?

 

“你是真的狗”不是骂人?

“这些年你活得像条狗一样。”“你才是狗!”这是电视剧《莲花楼》中的一段对话。在剧情中,两个人互相骂对方“是狗”,谁也不服谁。

 

在今天,“你是真的狗”已经成为一个语义凝固热梗,甚至出现了“狗子说,我可能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的梗图。在这个语境中,“狗”变成了一个损人的词,用来形容一个人太损、做事情太离谱。当一个人太“狗”的时候,就连小动物都想说:“求求你做个人吧!”

然而,在现实的古文语境中,说一个人“是狗”其实并不是骂人。《史记·萧相国世家》中有这样的记载:

“(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统一天下后,刘邦对诸位功臣论功行赏,其中特别褒奖了萧何的功绩。武将们都不服气,认为自己在前线厮杀,萧何却安坐后方,完全没有性命之危,凭什么享受这么大的奖赏?

刘邦的回答很巧妙。他并没有直接下论断,而是将武将们比作猎狗,而将萧何比作猎手,即指示猎狗的人。在整个集团中,萧何起到主脑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指挥,整个队伍只会是一盘散沙,所以他的功劳大于其他人。

 

用今天的视角来看,这段对话可能有些冒犯。将领们大概会想:我辛辛苦苦给你打江山,你却骂我“是狗”?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其实,在《史记》这段话的语境中,“狗”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褒义词——尤其是猎犬,它们具有忠诚、骁勇的美好品质,是猎人的得力助手。虽然这段话的主旨是夸赞萧何,但对于其他将领,刘邦的态度也是赞赏的。他把将领们比作猎犬,是夸奖他们的忠诚和骁勇善战。这种比喻是一种赞颂,而非辱骂。

因此,刘邦这一番话不可谓不巧妙,既抬高了萧何的地位,让人们对他的功绩心服口服,又顺带着夸了其他将领。用今天的话来说,刘邦就是妥妥的“端水大师”。

在古代,用“狗”来夸奖将领并不是个例。又如成吉思汗的麾下有“蒙古四獒”,又称“四狗”,即者勒蔑、忽必来、哲别和速不台,都是当时非常善于征战的将领。獒是一种草原上的猛犬,在蒙古人的心目中,獒象征着绝对的力量。因此,能被称为“獒”的都是猛将,这一称号也是极高的荣誉。

事实也正如此,这四“獒”可都是大杀四方的狠人。者勒蔑是成吉思汗的发小,有“饮露骑风”之美称,曾多次救过成吉思汗的性命;忽必来是成吉思汗的“带刀侍卫”,他征乃蛮部,威名远扬,建国后总管蒙古国的军务;哲别是出了名的“神射手”,他奉命灭西辽,追击摩诃末时,他一路势如破竹,连下数城,铁血手腕,对抵抗者一律格杀勿论;速不台是者勒蔑的弟弟,他被认为是古代世界征战范围最广的将领之一,其足迹西达匈牙利,北到西伯利亚,南抵汴京,蒙古国能建立起如此庞大的版图,速不台功不可没。

 

这“四獒”凑在一起,完全能“就地出道”,堪称成吉思汗的“杀手锏”。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狗”的这些附会虽然一直存在,但并不是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被拿出来强调。往往是在战争时代,或者在好战的游牧民族眼中,狗身上的这些特质会被放大,并和良将相匹配。对于枭雄们来说,他们都渴望拥有一群“很狗”的良将;而对于将领们来说,自己能够和“狗”相提并论,也是来自顶头上司的认可。

所以,在古代,如果对一名将领说“你是真的狗”,他没准会喜笑颜开,握着你的手大喊“多谢兄台”呢。

女婿怎么就“乘龙”了?

刘向在《列仙传》中记载了一个传奇的故事: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日,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

秦穆公是春秋时期的一方霸主,也是女儿奴。相传,秦穆公十分疼爱她的小女儿弄玉。有一次,弄玉偶然间听到萧史吹箫,被箫声深深打动,于是生出爱慕之意。秦穆公知道后,就顺应女儿的心意,让她和萧史喜结连理。

 

婚后,夫妻二人和睦美满,萧史教弄玉吹箫。几年后,他们一起演奏的曲子甚至引来天上的龙凤,夫妻俩乘龙凤而去,促成一段佳话。为了纪念这件奇事,秦穆公还特意修筑了凤台。这个故事,就是成语“乘龙快婿”的由来。

除了“乘龙快婿”之外,还有很多与龙凤有关的词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呈祥堪称最美好的寓意之一。只要能和龙凤扯上关系的,大部分都是喜事。不过,也有“龙潭虎穴”“叶公好龙”等偏贬义的形容。

相比之下,虎是一个褒贬参半的词,既有“生龙活虎”“如虎添翼”“虎虎生威”等褒义词,也有“与虎谋皮”“暴虎冯河(比喻做事有勇无谋,冒险行事)”“苛政猛于虎”等贬义词。这与老虎威风凛凛的外观和凶猛的性格有关,在火力不足的古代,人们一方面害怕凶猛的老虎,另一方面又钦佩于老虎强大的力量。因此,对于老虎,古人是“又爱又恨”的。

而狼、鼠、蛇等动物往往出现在贬义词里。如《宋书》中形容司马懿“有狼顾之相,能使面正向后,而身形不异”,这不仅是形容他有“狼子野心”,也是形容其性格多疑。此外,还有“豺狼”“白眼狼”“狼狈为奸”“引狼入室”等词语,无一不含有贬义。

 

明明都是凶残的野兽,为什么人们对虎又爱又恨,而狼却“声名狼藉”?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因为狼生性狡诈,喜欢成群结队地耍阴招;也有人认为,因为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而北方的游牧民族以狼为图腾,时常南下掠夺,所以古人们对狼心生怨恨。

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最终的结论不会改变:先祖们对于狼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愤恨。不过,考虑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与其说人们厌恶狼这种动物,倒不如说“狼”这种意象所代表的贪婪、狡诈、凶残等品质令人嗤之以鼻。

而在今天,人们也从狼的身上发现了更多美德,如懂得团队协作、机警、敏锐等等。随着价值评价标准慢慢变化,人们对于狼的态度也在慢慢转变。

“牛马”:坏了,我成挡箭牌了

当“牛”出现在词语中时,常常带有褒义色彩,如“你太牛了”是语气超强的赞叹,“初生牛犊不怕虎”是说年轻人胆子大,“老黄牛”“做牛做马”又带着“勤奋”的意思。不过也有个例,例如人们用“吹牛皮”来讽刺一个人说大话。

不过,在夸赞一个人很厉害的时候,为什么用“你太牛了”,而不用“你太马了”“你太狗了”呢?

 

这或许与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有关。在农耕社会中,牛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力。牛可以耕地,可以拉车(在古代,有很多人通过赶牛车赚钱,赶集时,村里人坐牛车去集市,散集后再坐车回村),如果养的不是耕牛的话,牛肉还能当做食物。剖开牛肚子后,牛黄和牛胆还能入药。

因此在古代,牛是实至名归的“宝贝”。与马和狗相比,牛堪称“圆形战士”,能为主人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久而久之,牛就成了能力强大的代名词。在形容一个人能力强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牛这种生物。反映在遣词造句中,就出现了大量有关“牛”的褒义词。

而当牛遇上马,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出自《左传·僖公四年》: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僖公四年(前656),齐国侵伐楚国,楚国派使者到敌方营帐中传达楚王的话,其中就包含这句著名的“风马牛不相及”。

 

在这里,“风”是动词,关于它的词义,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风”是“走失”的意思,“风马牛”就是“马和牛走失”的意思;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风”是指不同性别的牲畜在发情时相互引诱。

无论采取哪种说法,楚王的意思都很明确:意指楚国和齐国相隔很远,无论一方的马和牛如何乱跑,也不会跑到对方的国境里去。既然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为什么隔着大老远跑来打我呢?

楚王打得一手好感情牌,但齐国并不买账。管仲反唇相讥,并命令将士们继续进军。可见,即使用人见人爱的家畜作为“挡箭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没能化干戈为玉帛。

说着话呢,怎么就聊到动物了?

那么,有趣的问题来了:古人说话就说话,为什么一定要扯上动物?其实,这和中国古代的文明形态、思维习惯和文化根脉都有很大关系。

先祖们对于动物的情感,来自日常生产生活,来自几千年来不曾中断的农耕文明。人力有限,想要争取更好的生活,不得不借助畜力。因此,与家畜共居就成了生活的常态,贫苦人家甚至将家畜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尤其是牛、马、狗等能创造生产价值的家畜。

 

同时,由于人类的力量太过弱小,难以和狼、蛇、虎等野兽抗衡,因此先祖们就将对这些动物的恐惧和愤恨都写进了基因,以此来告诉后人们:危险,不要靠近!久而久之,代代相传,人们就对这些生物产生了厌恶之情,并一直延续至今。

爱恨越深刻,心里就越挂念。正因为先祖们将这些动物看得很重,所以在日常用语中,也会不自觉地用它们来打比方、作比较,并人为地给动物们附会内涵,使其成为凝固的意象,来表达共同的情感。

因此,人们一提到龙凤,就会想到祥瑞;一提到豺狼,就会想到阴险小人;一提到蛇鼠,就会想到见不得光的阴谋诡计。这种借物言志的、比兴的传统,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思维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并且仍然在影响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从文化角度来说,这种现象也和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儒家思想中养护万物的主张有一定关系。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家讲求万物和合而生,相安而处;“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儒家讲求养护,不竭泽而渔,不赶尽杀绝,给世间万物留下生存的空间。

儒道思想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脉。在它们的共同影响下,中华文明从骨子里就是热爱生命,热爱自然的。因此,对于土地,对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生灵,中国人总会产生一种发自本能的亲近。

中华民族对于动物的深厚情感,已经深深地刻在了骨子里。这种情感历久弥新,历经百年,仍然一如往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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