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到新加坡不久的外国人,我听黄循财总理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有如张爱玲形容的“洋人看京戏”般新奇。
黄循财巧妙地把新加坡的融合性比做一盘地道的海南咖喱饭,这让在海南生活过的我哑然失笑:风味本不属于海南,完全是新加坡自己创造,就像王家卫导演的《重庆森林》一样,跟重庆没有半毛钱关系。这才是新加坡的厉害之处,自己发明了这道菜,却不要“名份”,冠以海南之称,让华人以及爱吃咖喱的印度人都有了亲切的味道。
在中国人眼里,新加坡非常慢节奏,像钱钟书《围城》里走慢的钟,像张爱玲笔下咿呀的胡琴,不管不顾按着自己的节奏。
相比如今在文化生活中不断创新花样的中国,新加坡社会的确发展缓慢。这里的生活方式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倒退10年或更多。新加坡商场的餐厅、服装店,还有流行的娱乐文化活动,似乎是十几年前中国流行的。有次参加本地商会的圣诞派对,极具年代感的现场装饰气氛,以及卡拉OK曲目,简直可以直接请中国知名导演贾樟柯来拍摄反映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电影。在报纸上看到李资政或是黄总理参与民众活动的现场照片,也是类似的质朴。
然而,慢却成了新加坡的优势:国民没有那么重的焦虑感,社会就没有戾气。
我与一位从香港调来新加坡的私人银行从业员聊天,她在新加坡仍像在香港一样整天忙碌,对本地文化和美食没空了解。十分敬业的她问我,觉不觉得新加坡的私人银行,相比起香港来说有点落后?我说,不能用“落后”这个词,这可能是你在香港先入为主的想法。其实不管在香港、新加坡,还是伦敦,银行都是同样的银行,只不过是不同的地区分行而已。各地的金融监管不同,各地的分支机构自然要在当地的监管下行事操作,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分别。你所谓的落后,也许只是你觉得香港的监管更通融,而新加坡更严苛。
她想了想又说,那你会不会觉得新加坡的银行从业员态度不够专业?我笑了,说:“好比你觉得姑娘越聪明,男人就会越喜欢;其实不一定,有时候男人可能就偏爱笨一点的姑娘。”
我并非要在辩论上战胜她,只是想传达:如果换个角度去看问题,无论是银行职员,还是银行客户,可能都会更好地理解和融入本地商业文化。
尊重当地文化
信任本地经验
不同文化的对望,先要离开自己所处的语境。
我在新加坡见到出海比较成功的中国企业,共同点是尊重学习当地商业文化,充分信任当地员工的本地经验,不乱施干预。例如中国银河证券2018年收购马来西亚联昌证券控股权后,又于2024年初完成对联昌证券100%股权的收购。我曾到联昌证券办公室,这家公司没有任何被中国企业收购的迹象,接待我的负责人是一位非东南亚黑人。显然这笔收购很成功,借着东南亚崛起的东风,联昌证券近年发展不错。银河证券的中国相关人员对我说:“我们不太干预,这家证券公司换了几次股东,但CEO一直没有换过”。而很多中国企业却总喜欢用中国思路在新加坡做生意,不顾本地规则,结果增加了不少内耗,还把商业模式搞成了四不像,并没有赢下本地市场。
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少一些搅动和干扰,才不会把一道美味做坏。许多行业的中国国企因此反而比民营企业在海外要走得更稳健,譬如新加坡的中国移动、中国银行、中国银河证券等,因为国企天然没有民企的焦虑、内卷,以及伴随而来的急于求成。
回归到老子治国这句话的本义,对于新加坡而言,管理一个小而美的国家确是一种幸福。美国作家约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在著作《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中说,新加坡的成功并非命中注定,小是新加坡的软肋,但也可以成为一种优势。
慢、小、不争 最难学
中国和美国长久以来都是强者文化、大国思维,而新加坡却是弱文化态势,以小国求生存的思路在世界上立足。新加坡独立的命运不是像中国那样靠流血牺牲换来的,而是如约翰·培瑞所说“出人意料地降临在其身上”。新加坡做到了顺势——你可以说新加坡人有一种不争的哲学智慧,今日人们敬佩李光耀的伟大,因为他以“不争”为新加坡人民争取了最大的自由与幸福。
新加坡人长期以来接受并延续着融入和接纳的思想,即使我们用自己的外国经验批评他们,也很少看到他们的直接反驳。当面对这样一个好态度的对手,你很容易卸下武器、生出好感。不争,也是新加坡的优势。
新加坡人似乎也了解自己并没有强势的性格,并以此开玩笑。我租房时遇到一个非常热情的本地中介,他带我从公寓走廊穿过,旁边一家的狗冲我们狂吠,吓得我魂飞魄散。他冲我笑笑说:“没事,新加坡的狗,你知道的。”这样大方地调侃自己的国民性,把我逗笑了。
中国学新加坡久矣。1990年代就开始的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绝不是浪得虚名。然而由于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加之国土、人口规模差异太大,中国当下并不处于学习新加坡的时机。强文化与弱文化,卷文化与躺文化,本来就是鲜明的对照和冲撞。“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新加坡的慢、小、不争,恰是最难学,也是最终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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