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台的春昼》是郁达夫散文中的名篇，理解的难度也比较大，文中塑造的严光形象可以帮助我们走进这篇名作。文中的钓台因严光而名扬天下。严光是古代著名隐士，古人对他几乎是毫无异词地赞美。《后汉书·逸民列传》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语对隐士群体作总评，还说“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赞美严光不违其志、不屈于权势的精神。最有名的评价是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四句歌：“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古代有推崇隐士的风气。隐士身上那种不趋名利、不屈权势的精神，在专制时代极大地体现了士人的自由意志。《孟子》称伯夷为“圣之清者”，范仲淹评价严光“得圣人之清”，认为严光“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郁达夫是如何看待严光这位著名隐士的？文章开篇便讲了作者不游钓台和后来游钓台的原因。钓台近在咫尺，什么时候都可以去，反而迟迟不去，这是大多数人的普遍心态，但这种心态并不适用于所有名胜。如果郁达夫特别推崇严光的话，他肯定很快去游钓台，但他是出于“乡居的倦怠”而去的，乃不得已之举。可以看出，郁达夫对钓台及严光兴趣不大。
郁达夫第一次提到严光，是在他泊舟登岸、走上严光祠堂的时候。“我心里真有点害怕，怕在这荒山里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严光早已作古，连他的鬼魂都变得“干枯苍老”。这种对严光鬼魂的想象以及感到害怕的心理，都表现了郁达夫对严光的态度。这种态度绝不是对古人的推崇，而是拒斥。在作者眼中，严光不是高挂祠堂供人膜拜的古代偶像，而是游荡在深山的历史幽灵。
近结尾处，郁达夫写自己“慕贤的心一动”，便在祠堂破壁“夏灵峰先生的脚后”（即夏灵峰的四句诗后）题了自己的诗。郁达夫所慕之“贤”是严光还是夏灵峰？从全段看，是夏灵峰。夏灵峰是“顽固自尊的亡清遗老”，一味崇古，不通时务。但比依附日伪政权的“罗三郎郑太郎辈”好上几百倍。夏灵峰与罗三郎等人是一组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
回到郁达夫的题诗。文中录了诗的全文。此诗是郁达夫与“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时背诵出来的，“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船近钓台。郁达夫眼中的钓台，死寂破败，染上了他苦闷无聊的主观色彩，远远谈不上“名区胜景”。
诗最后说：“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诗经·郑风·风雨》写一位女子在“风雨凄凄”“风雨潇潇”“风雨如晦”时思念久别的丈夫。诗中的风雨写的是天气，后世学者读此篇时，不少人把写实的风雨解读为暗喻国势。而郁达夫所处的时代，也确实可以用“风雨如晦”来描写。鲁迅《自题小像》用的是“风雨如磐”，程度不同，但以风雨暗喻国势的写法是相同的。此外，这里还反用了《战国策》中“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典故是反用，“义士”一词当然也是反讽。所谓义，其实是利，是不顾民族大义的私利。
党官依附强权，严光则屡次辞官。古代的严光与现代的党官形成对比。郁达夫是反对他的党官朋友和罗三郎等人的做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郁达夫完全赞同严光和夏灵峰。严光不趋名利、不屈权势，夏灵峰不去日伪政权任职，二人都是不作为。如果说严光的不作为在古代可以起到“使贪夫廉、懦夫立”“大有功于名教也”的作用，那么在新时代，严光其实和“顽固自尊”的夏灵峰相差不大。
文章以船家的话结尾。船家重复了两遍“我们回去罢”。船家的话并无深意，但郁达夫郑重写出，则是有他的用意的。从哪里回到哪里呢？从对历史的自由想象回到复杂的现实，从寂静的自然回到扰攘的人世。想象再美好，都是虚幻的；自然再纯净，也难逃人世的围剿。想象与自然，都是短暂的麻醉剂。现实是复杂、嘈杂的，甚至是残酷的，却是真实的，不得不面对。在郁达夫的时代，需要有人说“不”，更需要有人说“是”；不是退避书斋或逃往深山，而是高扬正义之旗，去做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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