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看天津”,所言甚是,于藏书亦然。作为直辖市之一的天津,是公认的古旧书流通重镇。然而在探讨近现代中国古旧书业发展历史的《中国旧书业百年》中,却只能与其他小地方夹杂着挤在某些章节里,看不出津门书肆昔日的风采,很难与天津的地位相称。这让身为“圈内人”的天津市古籍书店老员工曹式哲“有些不好意思”。为此,近 20 年来,他硬是将自己从一位半路出家的行政人员“逼成”了书业研究者,甚至把津门旧书业研究当成了退休后的“本职工作”,经过几年“冷板凳式”的挖掘整理,他续补了雷梦辰的遗作《津门书肆二记》,最终整理出版了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古旧书专家雷梦辰 20 万字的文集《津门书肆记》,又先后为天津书业耆宿王振永、张振铎等撰写传略,并且系统深入地研究天津书业的行规习俗……使天津书业的历史地位一下子恢复到应有“段位”。
与古旧书业的因缘际会
曹式哲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属于典型的“老三届”。作为1966届天津市第21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还没等到高考他就被突如其来的“文革”中断了学业。两年后的 1968年9月,曹式哲远赴内蒙古四子王旗查干敖包公社山达来大队插队,在地广人稀的牧区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艰苦岁月。
经历了六年零一个月的知青生活后,他被推荐上了大学,到包头师专中文系读书,毕业后留校执教,先后讲授过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两门课程。进入中年后,由于对家乡的思念、对母亲的牵挂日甚一日,他决定调回天津工作。曹式哲的母亲安瑾是一位书法家,是津门著名学者、大书法家吴玉如唯一的女弟子。
1991年12月,43岁的曹式哲如愿回到天津,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安排到天津市古籍书店工作。
天津市古籍书店(原称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1978年更名为现名)于1956年组建,以挖掘、抢救、整理、保存古籍为己任,面向社会提供历代出版的各类书刊资料。
曹式哲入职后先后任出版部编辑、编辑室主任、营销策划部主任、办公室主任兼总经理助理。虽然多数时间从事着行政工作,但曹式哲并未放弃自己所钟爱的编辑事业和文学写作。1998 年 2月,他如愿成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2007 年退休后,他的写作也转向了天津书业文化的历史和人物,换言之,便是对天津书业文化史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
被“刺激”后的天津书业专研工作
说起下决心挖掘史料并撰写天津书业的人和事,曹式哲称这跟自己接连遇上的两件事有关,“准确地说是这两件事‘刺激’了我。”
2003年深秋,曹式哲接待了来访的河北衡水书友常海成,常海成提出想了解古籍书店老职工雷梦辰的情况,以备将其生平事迹收入《冀州市志》。遗憾的是雷梦辰已于几个月前病逝,于是只能在单位找两位曾经跟雷梦辰共事的年轻职工聊聊,后来又几经周折联系到雷梦辰的儿子雷向坤。曹式哲当时并未在意这次看似寻常的访问,直至 2007年6月25日在《藏书报》上拜读了常海成据这次访问撰写的《在古书堆中过日子——记天津古籍书店老前辈、版本学家雷梦辰先生》,这才深深触动了他。“一位古籍书店老职工的业绩却要由外地人来采写,为什么天津书业没有人做这类早就该做的事呢?显然,天津书业在这方面是落后了。”曹式哲对此颇多感慨。
后来,曹式哲收到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徐雁教授签赠的一部百余万字的《中国旧书业百年》,这是我国首部系统探讨近现代中国旧书业发展历史和经营业态的原创型学术专著。曹式哲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同为直辖市的天津与北京、上海的情况大相径庭,在 800 多页、百万余字的“国字号”史志中,只能从某些名家购书记述文章的角角落落发现些“天津”“天祥市场古旧书店”“天津古籍书店”等字眼。这样的对比让这位天津市古籍书店人 “情何以堪”,曹式哲的脑海里开始翻江倒海,“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天津旧书业并不是这样的。然而这怪不得作者,只能怪天津书业自己没有努力,没能及时向外界宣传介绍自己,让外界准确认知自己……”时任天津市古籍书店办公室主任的曹式哲开始心重起来。
在获赠《中国旧书业百年》的同时,曹式哲还收到了徐雁教授所撰“津门旧书业”打印稿一份,计 16 页,其文洋洋洒洒,两万余字,重点叙述了 20 世纪以来天津旧书业的发展概况,尤其是雷梦辰、许杏林、王辛笛、张志公、孙犁、黄裳、姜德明、许政扬、来新夏等人笔下的旧书业风情,对于“藻玉堂主人”王雨与梁启超的旧书缘、张振铎对天津市古籍书店古旧书经营管理方面的贡献,均有所评述,并且对当时津门旧书市场的经营现状进行了评估,十分难得。又附言当初由于时间关系,未及将“津门旧书业”收入《中国旧书业百年》云云。2007 年夏初,曹式哲又从时在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供职的学友唱春莲处获赠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王雨著,王书燕编纂),该书收录了版本学家王雨的《古籍版本学》《古籍善本经眼录》,以及大量日记、信札、学术论文、见闻随笔等 , 而这部文集竟是王雨去世 20多年后由其孙女王书燕耗时 6 年整理完成的。
“《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的问世表明 , 即使当事人辞世 , 此事依然可以做得很好 , 关键在于有心。王书燕女士的成功实践,对我无疑是又一次‘刺激’。”曹式哲说,这次是铁了心,从此开始搜集有关天津书业史料,关注那些业已退休赋闲或者正在古籍书店门市部“补差”的老职工们。
挖掘、抢救天津书业史料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敦促曹式哲快马加鞭式地行动起来。
孰料刚一上手就遇到不少意想不到的难题,首先,是相关文献资料稀缺。即便闻知某些文献资料,也缺乏查询线索。其次,颇多书业前辈相继辞世,少数在世者亦年迈多病,耳聋眼花嘴难开,即便能够接受采访,也是这记不起来,那记不起来,难以展开。为此,曹式哲又将采访范围拓展至书业前辈的弟子、同事、家属、子女等知情人,以期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地了解书业前辈的从业经历,力求挖掘他们的专业水准、治学特点、学术成果、业内评价,乃至脾气秉性、生活习惯、业余爱好、外貌特征等,结果出乎意料的好,他陆续写出了《老辈售书之人王振永》《周叔弢与王雨王振永师徒》《津门书业忆故人——雷梦辰》《雷梦辰遗作〈津门书肆二记〉发现始末》等篇。写来写去,曹式哲越发感觉到雷梦辰是天津市古籍书店重要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于是把重点放在了对雷梦辰的研究上。
《津门书肆记》成书始末
雷梦辰,河北冀县谢家庄人,家中行三。他的长兄雷梦水是著名古籍版本学家。比雷梦水小八岁的雷梦辰曾经在家乡读过 5 年书,后于 1944 年被六舅孙殿起安排进了北京琉璃厂,这年雷梦辰也是 15 岁。雷梦辰先在富晋书社拜经理王富晋为师,后又到隆福寺东雅堂书店师从经理张德恒学徒。1945 年 2 月辗转来到天津,在天祥商场茹芗阁书店师从经理杨永维,重新开启了他的业书生涯。四年后,他自设“梦辰书社”,专营古旧书,公私合营期间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1990 年 3 月退休。
为了把雷梦辰写全写透,曹式哲自2010 年 5 月 19 日起曾经多次拜访雷梦辰之子雷向坤,雷向坤亦曾多次回访。雷向坤及妻子去世后,曹式哲又采访过雷梦辰的女儿和侄儿等。北京琉璃厂学徒出身的雷梦辰耗时十余年先后撰文成稿《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等。
曹式哲说,雷梦辰的《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勾勒了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以来一部天津书肆变迁史,一部展现社会百态的书商创业史,只是缺少了“解放后至公私合营”这部分,他查遍近年天津文史资料并无线索可循,随即又向书业同仁问询,亦是无人知晓。
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却又“柳暗花明又一村”。原来,2010 年 10 月21 日下午,曹式哲第二次采访雷向坤结束后正待告辞时,雷向坤取出一提兜文稿,两人翻阅中发现竟是雷梦辰尚未完成的一篇手稿,题名《津门书肆二记》,并且附有不少原始资料的凌乱残缺卡片,尚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弥补。“这正是我朝思暮想的那篇介绍解放后至公私合营这个历史阶段津门书肆活动的文章。”曹式哲对笔者重复着这句话。
之后,曹式哲逐一对文稿进行了校正增补,至于阙如部分,他又根据所附原始资料卡片进行续补,最终连缀成篇。其上承《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所述史实,下启 1956 年公私合营后津门书业的发展演变,是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记录,对研究书业文化史颇有助益。2012 年 2 月,当时还在媒体界工作的王振良再三敦促曹式哲尽快整理并续补完整。两年后,这部名为《津门书肆记》的书由王振良编、曹式哲整理,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部《津门书肆记》囊括了《津门书肆记》《津门书肆二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和《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序、《贩书随笔》小序、《致姚予节书》,以及由多人分别撰写的有关雷梦辰的五篇文章,出版后被认为填补了书业史、藏书史和文献学上的一项空白,广受业界欢迎,不但很快脱销,而且引发了一波“雷梦辰热”,各报端相继出现了不少学者追忆雷梦辰的文章。
探寻津门书业的脚步不停歇
《津门书肆记》问世后,曹式哲并未止步,相继撰写了《冀州人在天津的业书活动》《孙耀卿南下访书》《历史的一页轻轻掀过——追念津门书业耆宿张振铎》《天祥书肆的红色记忆——从雷梦辰及其伪装书〈老残游记〉说起》等篇。2018 年 8 月又应邀在问津书院举办专题讲座《天津的书业习俗》,两万余字的讲稿涵盖天津旧书业的历史沿革、行规习俗、历史贡献等。
“我目前有三个目标,一是加快把张振铎的书业文集整理出来,二是再版雷梦辰的《津门书肆记》,三是出版我的津门书业文集。”曹式哲一一道出了他的近期规划,并且表示将继续沿着这条治学之路坚定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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