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古汉语字典》中认为,“番”字通假为“藩”(篱笆的意思)。大约宋明以后,“番”字被大量使用在名物词中,如“番薯(红薯)、番椒(海椒)、番石榴、番木瓜”等,其中的“番”字产生“番邦、海外”的意思,那么,这个含义是怎么来的呢?
《汉语大词典》有宋代周密《齐东野语·洪君畴》中的引用语例:“宋臣,宦寺之贪黠者也……搂揽番商,大开贿赂。”《齐东野语》中多记载宋元之交的朝廷大事,该书中的“番商”是指南宋国外(专指南方)来的商人,可见“番”字表示来自国外的含义这时已经基本固定下来。
往前追溯,“番”字用于地名的用例有西汉《战国策》里的“番吾”(“番”也作“播”),商始祖发祥地,今河北省平山县附近,还有东汉《全汉文》里的“番禺”,番也作潘,今广州市番禺区。显然,这两者都与“番邦、海外”的词义不搭界,但都与地名有关。这与晋代《华阳国志》中的“恢使番阳令唐蒙晓喻南越”,《南方草木状》中的“蒟酱,荜茇也。生于番国(指扶南诸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调食,故谓之酱焉”一脉相承。虽然此时所使用的“番”字还没有“外国、舶来”的含义,但已经从地名所指的内容中显现出了来自边远地区或疆域以外的意思。
到了唐代,出现了“时属虏骑猖狂,番客浑杂”(《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的记载,尽管此“番”还可以理解为“藩”,但与“虏骑”伴随使用,显然是表示本国疆域以外的地方。当时的《唐会要》《通典》等典章制度汇集中,经常出现用“番”为“藩”的情况。如《唐会要》:“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番,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又据六典,主客掌朝贡之国,七十余番,五天竺国并在数内。”《通典》:“八曰天子信宝,发番国兵则用之。”《五代会要》:“臣谨按开元礼,以宾礼待番客有六:一番国王来朝,二戒番王见日,三番王奉见,四受番使表及币,五宴番国王,六宴番国使。”可见,到了唐王朝,“番”字的域外含义已经比较明确了。
宋明以后,出现了“番舶”“番货”“番商”等常用词语,被使用在外交层面和民间交流场景中,成为“番”字含义扩大的明证。如《宋史》:“有番舶遭风至琼州,且告食乏,不能去。”“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元史》:“海洋则与辽东相通,番舶往来,私盐出没,侵碍官课。”《明史》:“言官劾锐广置邸舍,私造大舶以通番商。”明代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到一个所在,有城有池,有街有市,聚番货,通番商。”这说明“番”字自此以后,成为中外交流中常用的一个词。
最后再谈一谈“倭”字。“倭”最早出现在篆书中,是一个形声字,由“人”“委”二字构成,“人”字表意,“委”字表音(于为切,音煨),这个读音下的“倭”字同“逶”字,表示逶迤的意思。“倭”字指称日本是汉代以后的事情,《康熙字典》引《汉书·地理志》:“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唐代颜师古注疏说:“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这时“倭”读作 wō,表示“矮、短、小”的意思。中国在汉、魏晋以及南北朝时称今天的日本为倭,隋唐以后“倭”与日本两名并称。许多史书里都列有《倭国传》,如南北朝的《宋书》,可见当时的“倭”字只是一个国家的名称,并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唐代《通典》里说:“倭国一名日本,在中国直东;扶桑国复在倭国之东,约去中国三万里,盖近于日出处。”“倭奴、倭寇”含义中的贬义色彩是“奴、寇”等字所附带的,不是“倭”字本身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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