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石钟山记》缘何成经典

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石钟山记》写了他夜游考察石钟山得名之由的经历，并由此阐述了“不目见耳闻不可臆断其有无”的道理。江西省崇义中学杨顺仪、肖丹认为，这篇文章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突破了宋人游记的结构模式，同时彰显了“体用为本”的思想。请看——

苏轼《石钟山记》，五百来字，一写山名之疑，二写夜游考察发现，三写由此而来的感慨，无甚复杂，今人似乎也能写出来，所感所悟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何《石钟山记》能成为经典呢？
《石钟山记》是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六月所作。当时苏轼由谪居五年的黄州，调任汝州团练副使。长子苏迈任饶州德兴尉，苏轼便决定送儿子赴任饶州。行至湖口时，父子二人在途中乘便夜游当地名胜石钟山，事后苏轼写下了《石钟山记》。其不凡之处主要有两点，以下分述。

自出新意，革新引人
单看《石钟山记》，此作只是苏轼的一篇途中之作，放在唐宋游记文学及宋人游记背景中来考察，却有其标新立异之处。
唐人游记，往往以写景记游为主，突出景物描写和意境塑造。最著名的是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如《小石潭记》以写景来维系其游记散文的审美价值。到了宋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则不囿于唐人重记游的传统，在单纯写景状物的基础上增添了记体文的社会内容，把“记”变成“物为我用”、以人为主的形式，造就宋人游记典型的叙事、描写、议论“三段论式”结构，重点揭示人与情、物的关系，关注作者的情感抒发与理趣表达，产生了《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游褒禅山记》等经典名篇，由写景传情转变为借事喻理，呈现宋文议论说理特征。

在宋人游记中，苏轼《石钟山记》又突破了宋文“三段论式”的结构模式。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五段，起初切入正题，叙述事情本末，而后先总写巴陵胜状，描摹湖中美景，接着分写悲喜二景，融情于景，最后由“嗟夫”发慨，由景及情，又由事生议，揭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表达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情怀。“叙—描—议”，构成典型的“三段论式”结构。再看苏轼《石钟山记》，全文三段，首段以议论开篇，用“人常疑之”“余尤疑之”直言自己的怀疑态度，同时也把悬念抛给读者，不是一般的叙事交代；中段是记叙也是描写，叙夜游考察，间杂描写发现，探究石钟山得名之因，回答首段疑问；末段既有独特的哲理思考，又有对郦道元之说不能流传的透辟解释和对李渤之说的否定，既继承欧阳修等人打破唐人游记以写景记游为主的写作模式，又在注重自我感受表达的同时突破了宋人“三段论式”的惯常模式，将景与情的关系变为景与理的关系，使游记文呈现出崭新的风貌。
明代杨慎推崇道：“通篇讨山水之幽胜，而中较李渤、寺僧、郦元之简陋，又辨出周景王、魏庄子之钟音。其转折处，以人之疑起己之疑，至见中流大石，始释己之疑，故此记遂为绝调。”《石钟山记》看是记，却显理。中段夜游考察所见所闻都是为了后文所感做铺垫。高耸狰狞的巨石、凄厉奇特的鸟鸣、轰鸣不已的水声，引出“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这一观点。客观景物只是作者用来议论说理的工具、触发情志的媒介，描写记叙居于从属地位，议论才是写作的核心主体，让游记装填更多基于游记又高于游记的意蕴，以追求自我感受的表达。宗白华说：“他（苏轼）要求诗文的境界……不是停留在工艺美术的境界，而要上升到表现思想情感的境界。”（《美学散步》）钱基博点评道：“以议论作记，随题生波，以事为经。”（《东坡文讲录》）

体用为本，启迪后人
就《石钟山记》而言，如囿于石钟山其名，苏轼夜游而得的水石相搏之说未必能得到人们的认同，但文本背后的意蕴使水石相搏说已不是那么重要，从中得出的“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一论断的不朽价值，早已超越了一事一议的讨论范畴。苏轼主张“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注重作品独特的批判和济世功能，以发挥其有益于社会的教化作用。

从文本内容看，其“体用为本”突出的就是做调查、究学问不可像李渤那般简单地“扣而聆之”，随意安名，而要深入实地进行考察，以目见耳闻断其有无。从苏轼人生经历和写作历程看，其“体用为本”就是要充填经世济民的内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士大夫们“感激论事”的积极参政意识影响了苏轼。身在北宋元丰年间，看到积贫积弱的情形，苏轼拥有社会革新的自觉；但目睹王安石的急躁冒进，结合自己的从政经历，他对新法既不盲目反对也不完全接纳，较为理性，对“美政”保持一定的清醒。当保守派全面否定新法时，他保持独立，肯定新法对百姓有利的一面。
《石钟山记》开头道“然是说也，余尤疑之”别有用意，理应包含他对变法的观察与思考。对反对变法者而言，对新法仅仅有“疑”远远不够，必须“目见耳闻”、实地调查才能论之有据，从心“臆断”，不免偏颇；对支持变法者而言，即使愿望良好，也还要到民间“徐而察之”，不能纸上谈兵。这彰显出《石钟山记》体用为本、经世济民的思想，呈现出“托事以讽”“寓意于物”的一面。“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表面是就事论事，说石钟山，讽李渤，但放在苏轼人生历程中看，无疑是他对自己与变法派多年纷争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婉言忠告，更显其“体用为本”的修辞思想。
在今人看来，苏轼的“体用为本”，仿佛就是现身说法、启迪后人，游记文章可以这样写：写自己的真实思考、真实感受；不必洋洋洒洒，长篇大论，追求“名家之风”。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似乎是以《石钟山记》为样板，告诉后人：好的文章人人可赏，又人人可写。这充分反映了苏轼的“平民文风”。于是，一篇五百来字、结构简约的《石钟山记》承载了丰富的文学意蕴，最终脱颖而出，成为经典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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