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我的求学之路

吴官正 男,汉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十五届、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六大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常委、书记。

名字的由来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乌泥村,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偷”家里几升米交学费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靠助学金上初中

1953年夏,我考取了余干中学。余干中学在县城,离我家有十多公里路。我带着一床破旧被子、一个木脸盆来到余干中学。学校看了村里的介绍信,给我评了丁等助学金,每个月3.6元。由于助学金少,不够交伙食费,读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末,学校公布停我的伙食。

我找到班主任张泗安老师说:“张老师,我家没钱,实在读不下去了,我想过两天休学回家。”张老师说:“你村里的介绍信说你家生活‘比较困难’,所以给你丁等助学金。有的同学开的介绍信是‘很困难’,就给甲等,‘困难’给乙等或丙等。”我介绍家里的情况后,张老师说:“啊,这么个情况!我向学校领导反映反映。”第三天,张老师找到我说:“学校决定给你丙等助学金,一个月5.4元,每月伙食6元,不够的你家想办法吧!要不,星期六你就回家去,星期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样也能读下去。”

1954年发大水,家里的田地和房屋全都淹了,一无所有。这个学还能上吗?可我太想读书了,决心坚持读下去。母亲把她和姐姐、妹妹的首饰拿到县银行卖了十元四角钱,总算交上了学费。在亲戚家抵押不成这件事,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那一年学校也进了水,只好改在粮食仓库上课。水退后,又搬回学校。也许是差点儿失学的原因,我不知哪里来的那股劲,学习动力十足,学得也很轻松。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学习进度,还挤时间自学数理化,到初二下学期,初中的数理化全部学完。在老师的帮助下,这年我也评上了乙等助学金。

到了初三,我学习更主动,成绩也更好了。1956年6月10日,我还加入了共青团。快毕业时,张泗安老师三番五次给我做工作,要我报考高中。我说:“我家实在太困难了,如果已经定了,请学校给鄱阳中学说好,每年给甲等助学金,不然我确实不能去。”他沉默了一下说:“这个,你放心。”

这样,我就借来高中一年级的数理化和语文书,开始自学。到鄱阳中学上学时,高中一年级的全部课程我都自学完了。

带着“伤寒”高考

鄱阳县离我家约25公里。1956年8月底,我带着八角钱去鄱阳中学报到,注册登记的那位中年人说:“请交钱和证件。”我回答说:“我说不上高中,校长硬要保送我来。我只有八角钱,还要留下用。学校答应过,你去问问好吗?”这个中年人说:“还有这样的学生,真有意思!”他问后回来说:“你先报到吧。”

开学以后,学得轻松愉快,助学金也如愿得了个“甲等”,没有了生计的后顾之忧。我更潜心钻研,希望这一年抓紧自学完高中二、三年级的课程,争取第二年去考大学。我很刻苦,也很认真,把借的高二、高三的课本在一年内全部自学完,所有的练习都做了。到了1957年6月,我问学校领导:“高一学生能不能报考大学?”校领导回答:“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从高二开始,我就自学大学的数学,用了两年时间,学完了极限、导数、微分等课程。高二、高三每学期考试,各门功课都是五分。

在高二上学期的时候,父母得了伤寒,我请假回了趟家。回校后不久,自己也染上了副伤寒,高烧不止。学校很着急,把我抬到县医院,有一周左右高烧到39.5℃-40℃不退。孙守谦校长请求县委书记批准用18颗氯霉素。我吃了两天,烧就退了。住了近一个月的院,家里没钱,据说是学校报请上级教育局同意,用几个名字领甲等助学金报销了我的医药费。

在高考的节骨眼上,我却发起烧来,考数学时高烧39.7℃,学校请医生给我打安乃近退烧。监考老师很关心,看到我做完题正在检查,就说:“你都做对了,交卷吧,回去休息。”

1959年8月上旬,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听说后,从家里跑了四公里路到石口乡政府去领。心里高兴,一路唱一路跑到家,后来又赶到县城告诉了我的爱人,高中同班同学张锦裳。她也很高兴,不过又有些担心。为了使她放心,我说:“我们结婚吧!”她点点头,同意了。没过几天,她妹妹送她到我家,吃了一桌饭,用的是旧床、旧被,我们就这样结合了。

(据吴官正《闲来笔潭》摘编 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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