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航空(Air Canada)被勒令向一名委内瑞拉女性支付4,100加元赔偿金,此前她和她的三个孩子在飞往加拿大途中签证突然被取消,导致他们滞留在巴拿马 33 天。
2017年,Paula Mejias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前往加拿大探望在多伦多就读的孩子父亲。在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Tocumen International Airport)转机时,他们在加拿大航空值机柜台出示证件后签证被取消。
Mejias随后以过失和滥用职权为由起诉了加拿大航空和加拿大联邦政府,指控他们错误地拒绝她们入境。
“我这样做是因为我需要一个答案,加拿大人也应该知道旅客是如何被对待的,”Mejias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她是自己代表自己上法庭的,“我不仅是为我自己和家人这样做,也是为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发声、无法获得司法公正的人这样做的。”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加拿大航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CBSA)以及加拿大驻墨西哥使馆之间发生了什么,最终导致签证被取消。此案也揭示了航空公司和政府官员之间在决定是否允许乘客登机的问题上存在的灰色地带。
在上周五发布的判决中,加拿大联邦法院接受了Mejias对加拿大航空的指控,但裁定联邦政府不承担责任。
“当Mejias女士和她的孩子们到达加拿大航空的值机柜台时,他们持有有效的护照以及所需的签证和旅行文件,”法官约翰·C·科特(Justice John C. Cotter)在长达60页的裁决书中写道。
“延误的原因是签证被取消,而这正是由加拿大航空一连串的行为直接导致的。”
法院在判决中提到,加航值机主管Arlin Corrales在Mejias一家的签证上写下“CANCELLED CBSA”(被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取消)字样,但她的证词存在多处矛盾。
庭审中指出,加拿大航空的值机代理需要扫描乘客护照并手动输入签证信息。该值机系统会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系统互动,然后生成“允许登机”或“不准登机”“无相关文件”等提示信息。
法院还得知,加拿大边境服务局通常依赖航空公司对外国旅客的初步判断,之后才会进行自己的评估。
Cotter法官列举了数个例子,质疑Corrales作为关键证人的证词可靠性,包括:
– 她在实际值机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存在疑问,实际办理值机的是一名男性代理,但此人并未作为证人出庭;
– 她声称这一家人携带了大量行李,包括两个大电视箱,数量和类型都非常不寻常;
– 她称CBSA驻巴拿马联络官曾在机场与Mejias交谈。
法院认为,加航未将Mejias一家人的签证信息输入系统,并驳斥了Corrales关于系统出现“不准登机”提示后才联系边境服务局的说法。
“她联系边境服务局的原因,是她怀疑Mejias女士和孩子们会在加拿大逾期滞留,”Cotter写道。
当时取消签证的是加拿大驻墨西哥使馆的高级官员Kent Francis。他在庭上表示,若对签证持有人有疑问,通常会通过CBSA进行确认。他后来才知道,Mejias并没有与CBSA官员直接接触。
Francis表示,由航空公司而非CBSA与旅客直接打交道,确实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边境官员不在场,情况确实不一样。”
当他后来得知Mejias的丈夫正在申请毕业后工作许可证,并希望延长停留时间,这也解释了Mejias母子的来访目的,于是他恢复了他们的签证。
法院最终判令加拿大航空向Mejias支付4,129加元,以赔偿她们遭遇期间所产生的费用。
“这项判决承认了航空公司不应介入与移民相关的事务,”现年42岁、已成为加拿大永久居民的Mejias表示。“航空公司的职责只是确保乘客在登机时持有有效的旅行文件。”
加拿大航空在接受《星报》采访时称这一裁决“令人不安”,表示航空公司依法不得搭载不具备合法入境文件的乘客入境加拿大,否则可能面临罚款和其他后果。
“我们也有义务向CBSA联络官汇报乘客问题,比如证件日期不一致和学生签证临近过期等情况,”声明中写道。
“实际上,加航因为尽职调查遵守法律而被惩罚。更令人担忧的是,这项裁决为所有航空公司在履行加拿大移民法规方面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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