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教育网“消失的课间十分钟”…
“小学生的厕所社交”…
“非必要不允许离开教室”…
“在教室里不可以随意走动”…
以上所有文字，相信没有人会不认识。但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却又令人怀疑自己的双眼。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些文字描述的是什么，不如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文字的来源。
“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在10月份冲上微博热搜并持续发酵，全国多地家长、学生、网民反映：
中小学生的课间10分钟变成课间圈养，学生活动受限，“都待在教室”、“限制在教室门口活动”、“连楼道都不可以去”。甚至在一些学校，直接明确了教师候课的要求。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上一节课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下一节课的教师就已经到了教室门口等待着。
这样的无缝对接，目的显而易见：
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教师能提前进入上课的状态，另一方面就是保证课堂上始终有一名教师在。
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厕所社交”这一现象——孩子即使不想上厕所，也只能以上厕所为借口，在课间十分钟“逃离”教室，到厕所活动活动，交交朋友，甚至吃吃东西。
而如果课间十分钟出去“乱跑”会怎样呢？
大部分学校是有成熟的体系和手法的，有一个屡试不爽的“国产好办法”叫“扣分”和“扣钱”：
被抓到的学生，自己被记名、被惩罚、家长被约谈已经算“事小”；
重要的是，会影响自己的班级被扣分，扣分的班级就失去了评选流动红旗或者文明班的资格，这“连坐”的“背锅”哪个小孩也承受不起。
而没有及时阻止学生“乱跑”的老师，一旦被值班领导发现，将会受到经济惩罚，从班主任费用里扣除相应金额的罚款。
这就是当下中小学，尤其是小学生的课间十分钟的现状。
以至于《人民日报》官方下场，出面进行批评，要求“把课间10分钟‘真正’还给孩子，‘让疲劳的眼睛看一看蓝天，让紧张的大脑吹进清风’”。
新疆伊宁、山西太原、广西南宁、河南郑州等多地官方也纷纷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就此问题做出回应。
然而，更为魔幻的是，为了能够让孩子能够在课间十分钟留在教室里，很多地方甚至还发明出了一种叫做“课桌操”的东西，深度绑定孩子和课桌的关系。
“课桌操”，顾名思义，就是坐在课桌前做的操。
孩子们坐在座位上，课桌前，用一首歌的时间，整齐划一的完成一系列幅度仅限于四肢的动作。
而“课桌操”不仅会在教室里做，还会把课桌搬到操场上做，以及还会有“课桌操”比赛。
回想起自己童年时的课间十分钟。
虽然那个时候学校的硬件条件都不是很好，但下课铃响后，沸腾的操场，无时无刻不在爆发的欢声笑语，满头大汗的少年。
以至于打了上课铃，瞬间安静的校园都显得那么的热气腾腾，朝气蓬勃。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消失了呢？
其实翻一翻一些为此发文呼吁的网络大V的评论区，就不难得出原因。
其一，就是老生常谈的安全问题。
一到下课，孩子们就成了脱缰的野马。一个班，老师就那么一两个人，能看得了这么多的学生吗？
而一旦学生出现什么问题，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就难辞其咎，谁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呢？
即使退一万步，校方愿意承担责任，奈何总会有家长锱铢必较、“小事闹大”，沸沸扬扬。
其二，自然是教育内卷带来的负面效应。
下课玩疯了，上课怎么静的下心来听课？有这个十分钟，就不能在教室里安安静静看看书，做做题吗？
然而，在这样的“保护”之下，我们的孩子真的长成了理想中的样子吗？
人民日报发布的《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示：
中国患抑郁症人数超过9500万，30%是18岁以下青少年，其中50%是在校学生，这一数据中，青少年的占比令人吃惊。
不仅如此，抑郁的低龄化趋势也日益明显。
在2021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显示：
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已经达到一成左右，初中三成，而高中阶段接近四成。
然而，只有学生在承受其苦吗？
10月31日，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建兴路小学一名吕姓女教师留遗书后自杀离世。
其遗书内容可谓“字字诛心”，令人不忍卒读。
“我从来没想过，作为一个小学老师会这么的难，面对学生很想真的做到教书育人，但是学校的工作，学校的活动，领导的检查，让我们这些没有培训过就直接当班主任的毕业生像入了牢笼，牢笼一点点缩小，我们每天都提着最后一口气上班。
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
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
而家长呢？
试问有几个家长没有在工作的时间里，被微信群里老师和其他家长的信息连番轰炸，还要列队一般的回复“收到，谢谢老师”；
有几个家长没有疲于奔命的在劳累了一天之后，还要回家一字一句的检查孩子的作业，以免没有全对交上去，会被老师在班级群里点名批评；
又有几个家长没有签署过学校发回来的各种各样的承诺书？
所以，究竟我们的学生、老师、家长都在忙些什么？
又是什么让我们的学生抑郁了，老师自杀了，家长也崩溃了？
真的只是评论区里那些所谓“保障安全”的“表面”原因吗？
我们是时候去扪心自问：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是否已经离它愈行愈远？
小编还记得，2019年，一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让我认识了曾经的战地女记者周轶君，也通过这部纪录片开始更加的关注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生态。
芬兰的家长认为“最好的学校就是离家最近的学校”，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大自然当中上课；
英国的“精英教育”会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自由是什么？”、“艺术是什么？”，培养学生全面参与社会的责任感与意识；
而日本从小学到高中的部活（各类文体社团），不仅成为了一种校园文化，其热血与梦想也成为学生青春的记忆。
甚至很多体育部活培养出的学生最终都成为该领域的职业选手，比如大谷翔平（棒球）、河村勇辉（篮球）、高桥蓝（排球），常常令人感叹漫画照进现实。
于是，小编试图从亲身感受和观察到的香港教育中，去发现其中的细微末节，是否仍在保留着“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香港教育现状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毕竟，细节中藏着“魔鬼”，细节中也能体现“真实”。
而细节，也体现出香港教育模式的优势。
01
让教师的工作留在课堂，留在教学。
小编不记得多少次亲身经历或者听周围的其他妈妈提及，孩子所在学校的老师在家长会上一再的重申：
“不要在家帮孩子检查作业，请让检查作业这件事情成为孩子自己的事情，作业不需要全对，只有出现错误，老师才能知道教学的效果以及学生没有掌握的内容是什么”。
而孩子发回来的作业本，永远充满老师仔细的修改和批注。
02
家校合作的界限。
家长不会有教师的私人联系方式，教师也不会和家长存在于同一个社交群组。
如果需要家校联系，每日的资讯和沟通都是通过学生的Handbook、纸质/电子通告。
如果需要一对一的单线联系，家长只可以通过学校的教务处电话转接老师，而老师也只会在必要的时候电话家长。
除此以外，老师和家长之间完全保持着一种“神秘感”，互相尊重隐私。
至于与孩子相关的琐碎的行政事务，有一个叫做General Office的部门或者教务处统一处理。
家长除了参加家长会之外，除了极少数的家长义工的志愿服务之外，不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被迫的裹挟到孩子的学校生活中去。
简单的来说，老师负责学生的学校教育，家长负责孩子的家庭教育，两者职责分明，界限清晰。
03
学校并不只是学习的场所。
常常羡慕香港的学生，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学校，哪怕是不用花费太多的政府学校，都会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丰富的校园活动。
而且这些活动不仅花费颇为便宜，也不需要家长参与，都由学校一力安排。
包括且不限于每天放学后的各类功课班、兴趣班；
每个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有一个月的时间，学校组织的参观、camping等等校园外的活动，孩子们甚至可以打乱年级、班级、跟着老师去参观工厂、博物馆、艺术馆、户外乐园……
04
最大程度的公平与融合。
在香港的中小学，除了小五-小六，以及中四及以上班级的同学和授课老师是固定的，这主要出于小五-小六以及中四都是即将进入升学考试的阶段。
而在小一-小四，以及中学前三年，每一年都会重新分班，也就是说，每一年孩子都会认识和熟悉不同的同学和任课老师。
考虑到香港的学校规模，基本上这样分班经过三年，孩子就能够认识全年级所有的同学和老师。
这种操作虽然很“麻烦”，而且似乎也不够“长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反而能够保证学生能够最大程度的扩大社交圈，同时不必担心万一遇到不顺利的人际关系无法摆脱。
常常有人问小编，香港的教育到底卷不卷？
当然，我不能够说不卷。
因为，只要存在竞争，就必然存在“卷”。
但是，在香港，“卷”，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主观选择，而不是被迫加入。
这是因为，香港的教育不仅提供了更多的路径，同时，它也依然还保存着一些可以称之为“教育的本质”的东西。
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老师、家长，在各自的轨道上各司其职，承担责任，偶尔交集，却时刻陪伴。
小编不能说香港的教育是十全十美的。
当然，哪怕是周轶君在《他乡的童年》中所纪录的诸如芬兰、英国、日本的教育也并非毫无指摘之处。
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内地家庭“用脚投票”，通过高才、优才等等人才引进计划来到香港，这其中绝大部分家庭无一例外都是看中了香港的教育优势。
远赴他乡异国毕竟相对艰难，但选择香港，或许真的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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