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教育网作为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参加了诸多征战，亲征之事数不胜数。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也丝毫没有守成迹象。
朱棣很明白，北元政权（亦称东蒙古鞑靼部）残余势力始终是明朝的首要敌人，对方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南下中原，是明朝北部边疆的首要威胁。从明朝边疆经略的角度看，靖难之役对明朝来说也算是幸事。因为朱棣曾长期在边疆，经过了战争的历练，也有志于继承朱元璋未竟之事业，甚至在边疆经略上比朱元璋更有雄心。朱棣在位时，明朝在东北设立了奴儿干都司，强化了对女真诸部的管理；在西北嘉峪关以西设立了哈密卫，加强了对西域的管控；同时还多次亲征鞑靼部等地。可以说，明朝的疆域范围在明成祖时达到了巅峰。
亲征蒙古与朱棣病逝
永乐七年（1409），丘福在北部边疆的失利，促成了明成祖朱棣次年第一次亲征鞑靼。从此往后，朱棣每隔两三年都会亲征鞑靼或瓦剌。
永乐八年（1410），在朱棣亲征鞑靼的战役中，鞑靼领袖本雅失里西逃后为瓦剌所杀，阿鲁台被朱棣击败，鞑靼部衰落，瓦剌部乘机崛起。
永乐十一年（1413），永乐帝决定扶持鞑靼部，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命其制衡瓦剌。当年，阿鲁台为明朝通报了瓦剌东进的军事情报。
永乐十二年（1414）春，朱棣开始第二次亲征蒙古，于当年六月击败了瓦剌部。此后，瓦剌部衰落。
永乐十三年（1415），马哈木派使者至明朝请罪，瓦剌与明朝修好。之后随着瓦剌部的衰弱，鞑靼部阿鲁台养精蓄锐，再次崛起，进而有不臣之言行。
永乐二十年（1422），阿鲁台进攻明朝控制的漠南兴和地区，明朝大将、都指挥使王唤战死。面对这一局势，明成祖朱棣决定亲自出征，然而，在征讨过程中，阿鲁台总能及时避开明军的追击，原因便是“阿鲁台敢悖逆，恃兀良哈为羽翼也”，即朵颜三卫为阿鲁台通风报信、暗地帮助。因此，朱棣在未追及阿鲁台的情形下，于回军过程中击败了朵颜三卫，朵颜三卫不得不向明朝遣使请罪。
永乐二十一年（1423），明成祖朱棣再次亲自率领军队出征阿鲁台。当时，阿鲁台正面临来自瓦剌的压力，处于较为困难的境地。鉴于这一情况，朱棣暂时放过了他。
永乐二十二年（1424），阿鲁台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休整后，重新组织力量，再次进攻明朝的大同和开平地区。对此，朱棣也不得不再次亲征，以抵御阿鲁台的侵犯。然而，在这次出征过程中，朱棣未追及阿鲁台，最终决定班师回京。朱棣则在回京的路上病逝。
明成祖朱棣戎马一生，先是为明朝开边疆、守边界，后是同建文帝争夺皇位，成为皇帝之后又多次亲征蒙古，可谓“马上天子”。朱棣的时代是明朝国力较为强盛的时代，朱棣本人也拥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和进取精神，即便如此，明朝北部的边疆也并非一直安宁——鞑靼部不时便来侵扰，且此种相对安宁的局面，也是在朱棣本人五次亲征的前提下实现的。朱棣之后，是仁宣之治，尚能守成和持盈保泰。到了英宗之时，明军已经不是明初的那个军队，名将多已病殁，皇帝亦无指挥才干。而正统年间，鞑靼和瓦剌最终达成了朱棣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即形式上的统一，明朝的边患问题愈演愈烈。
实际上，朱棣在继位之后，放弃了对原大宁都司地区（中国明代东北西部重要军事机构和防区）的经营，这一决策背后有几个原因。首先，在靖难之役期间，该地区的大部分军民已经被迁至关内以外。其次，该地区粮食供应紧张，这对于维持当地驻军和民众的生活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此外，大宁都司地区的地形特点也不利于军事防御。当时朱棣的策略是“外户以屯重兵，进与之战；重门以严扼塞，退为之守，是国初之画也”。在积极主动进攻的同时，亦加强了北部边疆的防御。而此后的明朝，由于国力不如明初，故在巩固北部边防问题上采取了守势，即通过在北部边疆打造军事防线、建造长城的方式来应对。
一进一退：重新占据漠南蒙古
明成祖朱棣虽然裁撤了大宁都司，但并未放弃后来明长城以北的土地。他将部分漠南蒙古居民撤入中原，目的是使漠南地区虚空，使得鞑靼在漠南地区得不到军事和物资补充，但彼时漠南蒙古地区依然处在明朝的势力范围之内，除了鞑靼部经由漠南蒙古偶尔骚扰明朝边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明朝军队控制漠南蒙古地区，并以该地为前沿进攻鞑靼部。所以说，当时的漠南蒙古地区大致是明朝和鞑靼的战略缓冲区，且主要是由明朝控制这个区域。在明朝国力强盛、皇帝有抱负和指挥才干且不时亲征的前提下，即使明朝不修长城、不在漠南蒙古长期驻军，鞑靼部也无法在漠南蒙古地区长期驻牧，这也是朱棣以进攻换安宁、以进攻代防御的策略。
但是朱棣有一点失误，那就是他不能保证朱家后世子孙都和他一样有雄才大略，能对鞑靼的威胁有清晰的认识。因此，一旦皇帝丧失进取心，或明朝军力衰弱，或蒙古内部实现统一，那么明朝以攻代守而御控边疆的策略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而这些相关因素的变化是必然的，所以说，明朝不可能持续保持朱棣时期对蒙古的那种持续压迫和威逼，迟早有一天会进行战略收缩，甚至彻底放弃漠南蒙古地区。此后，特别是土木堡之变明军惨败之后，明朝实力进一步削弱，对漠南蒙古地区的掌控几乎丧失，也无力阻止鞑靼诸部南下进入漠南蒙古地区了。
一旦鞑靼诸部在气候相对温和的漠南蒙古地区扎根驻牧，那么明朝就不得不近距离同鞑靼部相处了。相比朱棣时鞑靼部不远千里南下骚扰边境，正统朝之后的鞑靼部直接驻牧在明朝的北部边疆之外，对明朝的侵扰变得更加便利，可以实现朝发夕至甚至朝发午至。自此，明朝的北部边疆无宁日了，其面临的防御压力相比朱棣时成倍增加。同时，由于皇帝失去经略边疆的进取心，文臣武将缺少控制漠南蒙古的信心，明朝军队战斗力也非同日而语，故明朝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边疆政策，采取新的方式来应对漠南蒙古的压迫和侵袭。在应对鞑靼部威胁的长期过程中，明朝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防御策略，那便是“九镇体制”+“九边长城”。
明朝最后一个亲征的皇帝是谁？
对比明前期和明后期，我们会发现，明前期的皇帝大部分都有亲征的经历，而明后期的皇帝多未亲征，甚至连巡幸都十分罕见。
朱元璋时代，朱元璋本身为底层出身，在南征北战中缔造了大明帝国。建文帝作为守成之君，忙于削藩和排挤朱棣，面对带兵厮杀的朱棣，建文帝没有亲征的勇气和决心。朱棣继位后，将明代帝王亲征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朱棣的亲征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是实际参与到军事指挥和作战中。他五次亲征蒙古，每次都亲自率兵攻伐，深入敌境，对鞑靼等部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种亲征的实质和效果，哪怕是后来号称五次亲征的康熙也无法比拟的。如果我们将康熙与朱棣的亲征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康熙虽然号称五次亲征，但其中部分亲征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亲征的实质，空有亲征之名。例如，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他自始至终并未领兵出塞，仅在回北京的途中经过了漠南蒙古，全程更像是在巡守而非领兵作战。
朱棣去世后，体重超标的明仁宗朱高炽缺少亲征的身体素质，且很快就驾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倒是继承了朱棣亲征的余绪，曾领兵出塞亲征蒙古。这也是源于朱棣当年对朱瞻基的刻意栽培，即朱棣亲征鞑靼时，曾带领他熟悉兵法和行军作战之策，培养了他的进取精神。这也是告知后世子孙，要应对蒙古势力对中原的威胁，就必须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宣德三年（1428），蒙古兀良哈侵扰明朝的北部边疆，明宣宗得知情形，便有了亲征的念想和借口，于是率领三千精锐，深入蒙古地区征讨兀良哈蒙古，并获得了胜利。彼时，明宣宗“亲射其前锋，殪三人”“寇望见黄龙旗，下马罗拜请降，皆生缚之，斩渠酋”，再次展现了明朝国力和军力的强盛。而他率领的明军其实也是朱棣给他留下来的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
也正是由于朱棣期待后世子孙以积极亲征来取代消极守边，年轻的明英宗朱祁镇对朱棣和朱瞻基的亲征战绩颇为景仰，不时希望发扬光大先祖的传统，亮一亮大明军队的肌肉，展现大明王朝的雄风，结果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不仅亲征无尺寸功，甚至数十万大军一败涂地、战没于阵，自己沦为俘虏，明朝也险些因此灭国。
之后，由于英宗亲征差点颠覆祖宗社稷，明朝文武百官因此对皇帝亲征更加反对，英宗之子明宪宗和英宗之孙明孝宗都没有亲征之举。但英宗的曾孙明武宗却是一个另类，他和明英宗一样，从小就有亲征的梦想。不过他的运气比英宗好一些，因为这一时期的鞑靼，并无占据中原的企图，达延汗在统一东蒙古鞑靼之后，把政治重点放在稳定内部统治，巩固黄金家族，打击瓦剌势力，而非与明朝争雌雄、比高低。而明英宗面对的则是鞑靼和瓦剌已在形式上实现内部整合，军事力量空前绝后的强大。
从亲征角度看，明武宗是明朝最后一次领兵离开京师作战的皇帝，是明朝皇帝亲征的绝唱。而他的堂弟明世宗则是最后一个远离京师赴地方巡幸的明朝皇帝，但明世宗于嘉靖十八年（1539）到湖广承天府，与军事毫无关系，只是为了拜谒其生父的陵寝。总体而言，从明朝皇帝亲征和巡幸的角度来看，明朝皇帝在边疆经略上的进取心总体是呈衰退趋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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